公元一七四年，也就是东汉灵帝熹平三年，曹操刚好二十岁，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青年了。他的才华开始显露出来，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曹操的小伙子。
　　于是，曹操经过推荐，被选为孝廉。孝廉就有了做官的资格，这在许多求官读书人中，是渴望而不容易得到的。有的甚至奋斗了几十年，才得到一个孝廉的资格。就以与曹操同时推选为孝廉的人来看，曹操也是最年轻的一个，甚至他是唯一一个三十五岁以下的。一般都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还有不少已经过了五十岁的。可见孝廉资格的可贵和不容易得到了。
　　因此，曹操是同龄人中的出类拔萃者。
　　但是，曹操的外表形象却与他的内在实力极不相称，他姿貌短小，身高只有一五五公分，属于“矮、短、粗”型。但他好学不倦，比别人更加努力。他以自己的天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总算如愿以偿，战胜了许许多多与自己同龄的人，成了最年轻的孝廉。
　　孝廉既有当官的资格，曹操也就等着做官了。年刚二十岁的曹操，虽然年轻，但他早已等不及了，急于通过仕途，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祖父曹腾知道曹操这个心思，愿意成全他。曹腾请准灵帝，给了曹操一个颇为重要的正式官职，这就是洛阳的北都尉，即京城北区警备队长。
　　警备队长具有绝对的武力权威，特别是在京城这个地方，尤其如此。其时，洛阳京城因宫廷原因经常发生兵变，任何一位皇帝为了保证登基后的安宁和平稳，对京城都有许多治安方面的严格秩序。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些秩序，而监督维护这些秩序的正是警备队。
　　曹操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即召集全体警备队员开会，首先命令大家暂时各司其职，维持原有秩序，并告诉大家，为管好北区社会治安，必须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进行整顿革新。一旦新的制度出来，即严格施行，绝不手软。
　　曹操说这番话，是针对洛阳京城地区的人情世故之风而说的。他早已听说警备队长其实不好当，因为要当好，则必须严格执法，在执行秩序和制度方面，不能有丝毫移易。而洛阳这个地方，达官显贵多如云，裙带关系也十分复杂，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有说情的、通融的，致使秩序不能严格遵守，制度不能完整推行。曹操认真研究了原有的有关秩序和制度，发现就秩序和制度而言，还是颇为完善的，只是在处罚方面，力度还不够大，再加上常有照顾情面而放松的情况，便使许多秩序和制度形同虚设。
　　于是，曹操决定从加重处罚方面下手，他觉得处罚应如烈火，才不会有人违犯。从重处罚则有烈火的功效，人们势必不敢以身尝试。而加重处罚，又是和不讲情面联系在一起的。要绝对不讲情面，一丝一毫也不要讲，才可能杜绝说情风。在这方面，则要如桶装水一般，不留一丝缝隙，否则，哪怕半丝半毫，也有渗透的可能。曹操又在全体警备队员会上，重申了上述道理。
　　曹操负责警备的京城北区有四个城门，按京城有关条例规定，严禁非法出城。要出城办事的，必须经有关方面批准，然后持牌到警备队换牌，方可出城。持牌要经过审查，换牌也要经过审查，任何一道审查不合格，都不准出城。即使合格，若警备队认为情况非常，也暂时不许出城。
　　曹操再次明令重申这一制度，并大大加重了违规处罚。他在每个城门悬挂特制的五色木棒十数根，凡非法出城者，不论皇亲国戚，一律用五色木棒活活打死。
　　这一很重的处罚条例一经宣布，果然引起很大议论，有惊叹的，有咋舌的，有因反对而说怪话的。不少人抱着旁观的态度，大有“看你如何严格执行”的味道。曹操不管这些，反应各不相同应是自然现象，只有认真执行之后，才会归于一致。他告诫士兵，严守岗位，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凡有违犯者，即行拿下，当众处死。
　　开初，并没有人来违犯，因为对于这个新来的警备队长，尚摸不清性格脾气，谁也不愿意冒险试探。况且，不少人也打听到，新任警备队长是曹腾之孙，曹嵩之子，而曹腾在宫中颇有发言权，曹嵩也是一个官员。因此，一般人便不敢轻易造次。
　　但是，数月后，却有一个人于深夜时分，因事偷偷摸摸出了城。值班士兵很快发现了，立即将其追拿。按处罚规定，士兵可以当场处死他。但是这人声称他是大宦官蹇硕的叔父。
　　士兵当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在曹队长之前，凡是有特殊关系的人，即使触犯条例，都一律从宽发落，虽在表面上进行责罚，而实际上并不伤及筋骨。而这次，却还不是一般责罚，而是丢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