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在公安，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吕蒙病卒。后陆逊镇守荆州，孙权与论周瑜、鲁肃及吕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荐子敬于孤，孤与宴语，便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获刘琮，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子布等俱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然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艰险，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益开，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三国志·吕蒙传》）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曹丕即王位。孙权叛。曹丕征之，孙权复遣使称臣。十月，献帝被迫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元年，国号魏。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蜀因曹丕称尊及传言献帝遇害（这种传言很可能是有意制造的），刘备遂即帝位，改元章武元年，国号汉，史称蜀汉。刘备自比东汉光武帝刘秀，斥曹氏为王莽篡盗。刘备征吴，孙权继续遣使向魏称臣。魏黄初三年（222）十月，孙权打败刘备，复叛，改元黄武元年，以示自立。直至吴黄龙元年（229）四月，孙权感到自己内外基本安定，才正尊号，国号吴。
　　刘备尽可自比刘秀，斥曹氏为王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曹操有济世之才，终为曹魏打下江山，而王莽则与董卓一类，只知祸国殃民。且孙权之雄略不亚于曹操。刘备遇此等对手，也就难立相侔后汉之业了。虽三国鼎立，但因曹魏雄据中原，蜀汉继汉，故后世史家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以为当时政权服务。西晋、北宋都建在中原，与曹魏相当，故其史家多以曹魏为正统。东晋、南宋皆偏安江南，与蜀汉类似，故其史家好以蜀汉为正统。东吴处在夷地，既缺中原的实力，也少蜀汉的名义，故而只能处偏位。
　　关于正统之论，司马光的看法可谓公允。他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周、秦、汉、晋、隋、唐，皆尝统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割据势均力敌，才德不分上下，彼此莫能统一，名号无有高低，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不厚此薄彼，无所褒贬，此诚不诬事实，近于至公。”（《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他认为魏蜀吴三国皆属列国，没有正统与篡盗之分。
　　魏黄初元年（220），曹丕召集群臣猜测，刘备是否会为关羽出兵报复东吴。众臣皆曰，蜀为小国，名将唯关羽，关羽败亡，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刘备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兵以示其有余。且刘备与关羽，义为君臣，情如手足，不为报仇，与愿不符。
　　蜀章武元年（221）六月，刘备欲讨孙权，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虽有赵云等劝谏，但刘备皆不从。刘备召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会江州，张飞却为其部将杀害。时黄忠已死，骠骑将军马超也没有随征，他在第二年死去。七月，刘备留丞相诸葛亮守成都，自提五万兵东征（注一），以冯习为大都督，张南为前部，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
　　孙权闻刘备称帝，自公安都鄂县，改名武昌。八月，孙权悉刘备出兵，遂复遣使入魏称藩，并遣还于禁等。曹丕欲兴师助吴取蜀。刘晔则曰：“权无内臣之心久矣，今因备兴师，又恐我乘衅伐之，故委地求降。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我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吴。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蜀不能久存。”曹丕曰：“权称臣而伐之，疑天下欲降者心，必以此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刘晔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不会改计抑怒救吴。”（《三国志·刘晔传》及注引《傅子》）曹丕不听。王朗曰：“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耀天威，不动若山。假使吴蜀相持，博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兴军寻衅，助强攻弱，一举可无余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三国志·王朗传》）曹丕遂止；受吴降，拜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
　　吴臣多谓，孙权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孙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耶？”（《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遂受之。孙权还遣书向刘备请和，刘备盛怒不许。蜀军自巫县连围至夷陵，在长江南岸据险，立五十余营，吴守军节节败退。孙权乃命陆逊为大都督，督朱然、潘璋等五万人拒之，并又遣使入魏答谢。
　　曹丕遣使使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群臣奏曰：“荆扬二州，进贡素有典规，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之。”孙权曰：“今西北将有战事，江南百姓，有赖魏主保全，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皆具以与之。
　　蜀章武二年（222）春，刘备进屯猇亭，与陆逊形成对峙。一方是身经百战的老帅刘备帅领诸初出茅庐的后生，另一方则是崭露头角的新督陆逊督统诸久经沙场的前辈。刘备设计挑战，吴将皆欲迎击，陆逊不许。陆逊观出蜀军破绽，上疏孙权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防，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臣今日争之，必令事谐。观备前后行军，违背天时，多败少成，不足为忧。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弃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无甚良策。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陆逊传》）曹丕闻刘备于苞原隰险连营数百里，说他犯兵忌，必遭败绩。夏，陆逊见蜀军疲倦，督军溯流而上，分断蜀营，举火尽烧之，斩冯习、张南等，毙伤缚降不计其数；刘备回绕而走，逃遁鱼复；黄权因退道被隔断而降魏。刘备惭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耶！”（同上）刘备改鱼复为永安；惧吴魏携手来攻，遂向孙权求和。孙权在观望局势，未予答复。
　　孙权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进封江陵侯。诸将欲乘胜进攻白帝城。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吴讨蜀，内实有奸心，应还兵御北。孙权从之。
　　人们多认为，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是失策之举，因为他违背了联吴抗魏这条正确路线。这种看法虽有道理，但也偏颇。刘备已立国，当以治理为急务，但对损失荆州，难咽耻辱，也是可以理解的。吴蜀之盟是权宜之计，时联时破。他的失败与其说是因擅改战略，不如说是由轻举妄动。
　　首先，刘备忿孙权袭关羽而出征，这会使将士感到刘备是在徇私情，而不是为国家利益。在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之前，张传檄文，振臂口号，是鼓舞出征将士斗志、动摇敌军士气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然，刘备未能煽起蜀军同仇敌忾的情绪。荆州诸郡是刘备为匡复汉室历尽艰险、权时交易所得，是蜀汉不可分割的领土，是蜀汉进一步一统天下的桥头堡。刘备应该以此为由，使将士皆知要为捍卫国家利益夺回失土。
　　其次，刘备不该拒绝孙权的请和。两家首次拳脚荆州时，刘备因曹操占汉中而向孙权提出均分荆州的和解方案，孙权接受，干戈为玉帛。两家再次武斗荆州时，孙权因惧曹丕乘隙而入而向刘备请和，刘备则应当予以考虑，视其条件而定。若孙权递的是一纸空文，没有退还土地（至少是武陵和零陵）的条件，刘备可拔刀出鞘，提出索还，若屈之，兵不血刃收回一些失地，可为满意，若遭拒绝，可再以此激发士气。
　　再次，刘备排兵布阵不当。曹操赤壁将二十万众搞为一团，有劲使不上。而刘备却将五万兵弄成散沙，到处是空当。刘备若将兵力分据所占的巫县、秭归、夷陵、佷山等城，利用半年时间进行备防，恐陆逊难有良计。纵使刘备不能进取江陵，但可能会守住所占之地，基本相当原宜都郡。
　　最后，刘备不该忽视曹丕的作用。三家竞智力，但是这时最善变数的非孙权莫属，刘备、曹丕皆逊之。魏蜀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联系甚少。刘备从未像孙权那样打出曹魏牌来解决蜀吴的矛盾。刘备若遣使入魏，有可能说动曹丕与蜀夹攻东吴，分食其地。这一战机十分明显，刘晔已出此计，换了曹操，十有八九会采纳的。刘备若使此计成行，至少可减轻防魏负担，增加与孙权议和的筹码。
　　总而言之，刘备最好不发动是役，但既已出兵，还是有取胜获利的可能性，可惜他未能抓住战机，结果丢盔卸甲。陈寿评他有英雄之器，然机权干略，不逮魏武。他逃到夏口绝处逢生，时来运转，好事成双，及进克汉中大喜过望时，却又赶上背点，祸不单行。
　　注一：《三国志·曹丕纪》注引《魏书》曰：孙权上书曹丕曰：“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曰：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刘备仅以身免。我认为前者近实，后者大虚。参见第十一章论曹操在官渡的兵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