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病危，将后事付蒋琬、费袆。诸葛亮卒，魏延、杨仪争权，先后被除，蒋琬总统国事。延熙元年（238），蒋琬出屯汉中，以为昔日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难，竟不能克，不若乘汉水东下，袭击魏兴、上庸，因身体有疾，再加众臣反对，计未能行；六年（243），自汉中还屯涪县；九年（246），病卒，费袆继之，刘禅乃自摄国事。
　　刘禅常欲采女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刘禅不听。谯周上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于时更始帝、公孙述等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世祖初入河北，行人所不能为，节俭饮食，动遵法度，于是天下英俊皆望风慕德而至，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也。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为者。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遗志未成，诚非尽乐之时。”（《三国志·谯周传》）刘禅前听而后忘。
　　阉人黄皓，奸佞小人，刘禅爱之。自刘禅理朝，黄皓开始干预政事，士大夫多附之。后邓艾入蜀，闻黄皓奸险，欲杀之，黄皓厚赂邓艾左右得免。
　　诸葛亮死后，蜀国大赦频仍，三四年一次。孟光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曰：“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可权而行之。今国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三国志·孟光传》）孟光明知而故伪，弄得费袆不知所措。蜀国虽未衰弊穷极，但也是积病甚深。
　　延熙十年（247），姜维迁卫将军，与费袆共录尚书事。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袆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袆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我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费袆看得清时势，但却薄命。
　　延熙十六年（253）春，费袆不备，为俘获的魏降将所刺杀。姜维得行其志，遂连年用兵。吴太傅诸葛恪约姜维同时举兵伐魏，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围南安，粮尽不克而还。十七年（254），姜维出陇西，虏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十八年（255），姜维又欲出兵，张翼力谏，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姜维不听，乃率张翼向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王经退保狄道。张翼劝谏适可而止，姜维却偏要为蛇添足，遂围城。邓艾、陈泰进兵解围，姜维却住钟提。十九年（256），姜维迁为大将军，约与胡济会于上邽。胡济失约不至，姜维为邓艾所破，死伤甚众，百姓怀怨。二十年（257），闻魏将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叛，姜维率数万人出骆谷。邓艾等傍渭坚围。姜维闻诸葛诞破败，乃还。谯周见军旅数出，百姓凋瘁，作《仇国论》以喻之，姜维暂息兵。谯周对乱世和治世中的不对称军事行动提出了一种理论。如果说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情感人的话，那么我认为谯周的《仇国论》则以理服人。此理虽成于姜维之穷兵，但可以说雏于诸葛之黩武。它谓汉末至三分，已由纷乱而安治，纷乱可疾搏，可打先战而后求胜之战，安治宜缓图，宜打先胜而后求战之战。
　　姜维将汉中长期实行的诸围错守的全面防御部署，收缩成以汉城、乐城两大据点为主的重点防御部署。原部署之方针是：敌若来攻，使不得入，拒于国门之外。兴势之役，即承此制（注一）。姜维部署之方针是：许敌入，使二城镇守，遣游军袭扰，使不得过阳平关；敌攻城不克，粮尽必退；城守兵出，与游军并力，以歼敌。姜维认为全面防御适可退敌，仅得小利，而重点防御诱敌深入，可获大捷。姜维虽说的有理，但实际情况是兵资严重不足，他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好像赌博一样，开始投小子儿，越输越要押大钱。后面我们会看到这种部署的结果。陈寿在《姜维传》末的一句评语是相当深刻的：《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治大国犹如烹一条小鱼，乱翻就会翻的稀烂，何况一个小国，怎经得住频繁折腾。
　　景耀五年（262），姜维又欲出兵，军廖化说：“‘兵不戢，必自焚’，姜维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三国志·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姜维出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朝臣欲除姜维兵权，立阎宇。姜维畏忌，不敢回成都。
　　景耀六年（263）夏，魏大将军司马昭令钟会、邓艾等准备伐蜀。姜维表刘禅曰：“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平关、桥头谷以防未然。”（《三国志·姜维传》）刘禅咨黄皓，黄皓征信鬼巫，谓敌不至。刘禅寝之，群臣莫知。虎狼窥门，昏主依旧高枕。
　　东吴孙休曾遣薛诩使蜀，及还，孙休问蜀政得失，薛诩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薛诩传》注引《汉晋春秋》）吴闻魏伐蜀，有人问张悌曰：“司马懿父子得政以来，大难屡作，今又竭力征蜀，兵劳民疲，何以能济？”张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彼之失民久矣。司马氏自握其柄，除烦苛，布平惠，民心归之亦久矣。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败北之忧，何为不可哉？然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吴人笑其言，待蜀亡乃服。张悌言之有理。其实，在汉晋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刘备、孙权及司马氏之流皆是一脉相承、应运而生的枭雄，而袁术、刘璋、曹爽、刘禅及孙皓等则尽属半斤八两而欲浑水摸鱼的鼠辈。诸雄皆靠权术和强力来建立统治，他们虽未明显施暴，但所行善事也有限。对重赋苦役，要文过饰非，对宽政息民，则要声扬遐迩。他们还够不上英君明主。群鼠短目，不辨时务，混淆是非，是自然法则为枭雄备好的猎物。曹丕、曹睿之徒是介于强弱间的一类，进可望枭雄之项背，退则践鼠辈之踪迹。
　　注一：兴势之役是由全面防御向重点防御的转折。《三国志·王平传》曰：曹爽率十余万向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欲守汉、乐二城，许敌入，以待援军。王平不许，令据兴势，以待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