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并不偶然,当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历史戏《唐明皇》时,北京台正在播《戏说乾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三国演义》挟强大的宣传声威播出时,北京台又在播《戏说乾隆》续集。“戏说”续集换了赵雅芝这样的主角,戏也较正集略差,但据一项统计说,北京地区的收视率仍旧超过《三国演义》,前年的帐就不用算了。《三国》主要靠小说原作的名声,以大投入博大产出,没有赔本。而《戏说》的投资者从不张扬他们在海内外收入的数字,显然是自己个“闷得儿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么“续集”呢。
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是争夺热点,当然就有行有市。观众不用举手,只须用“换频道”
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就够了。如果有客观独立的收视统计,实在应该是所有电视节目决策人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一位决策者曾激愤地同我说:“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戏说乾隆》,看《戏说》的是什么层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戏说’而不看‘唐明皇’的。”
以两剧作出这样的比较,本来没有必要,却看得出一种失衡的心态。这就是前些年喧腾一时的“严肃文艺”、“纯文艺”对“地摊文艺”的讨伐,和近来以“高雅文艺”、“典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打起根儿就“严肃”“典雅”的文艺形式,比如诗歌,《诗经》里颇受称许的《十五国风》就是“桑间濮下”之语,词起源于教坊酒楼的小令,小说是俚巷之谈,圆舞曲源于奥地利民间双人舞,歌剧《赛维尔理发师》最初的观众是市井小民……文艺发展的大体趋势,都是源于鄙俚民间,一定时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发展到极至,成为小圈子内的精致消遣。一种形式被“玩死”了,就再从民间鄙俚处取得另一种,接着玩下去。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论,但大众喜闻乐见的,必然会形成需求,形成市场,而擅长此艺者也不难名利双收。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讲”,“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赵璘《因话录》)俨然今日之”歌坛巨腕儿”。这是来自当时儒家的批评,不会有广告吹捧之嫌。韩愈曾著《华山女》诗,描绘当时佛道两家以俗讲技艺打擂台,争夺听众的激烈情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说书艺人华山女儿出来后,即“訇然振动如雷霆”,“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就是公开的竞争。不要小看这“俗讲”,这就是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的老祖宗。
观众的需求和爱好就是市场。中国有“文化市场”,并不自今日始。白居易,柳永的作品当时都有市价,李渔入清后弃功名衣冠,以经营私人的芥子园“出版公司”和编导演戏曲流动演出为生,郑板桥还自书“润笔”价格,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这些人都名显当代,光耀后世。以编著“三言”闻名的冯梦龙分析唐宋小说的区别时说:“唐人选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见有能通于“里耳”(用今人之话,应该说是文化市场的消费大众)之俗,才是占领文化市场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门。
当然任何市场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导,文化市场尤其如此。明人又有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京夲冯玉梅团圎》)现在看来,这里的“话”指表现方式,包括象电视剧这样依赖技术传播的表现方式,是必须在“通俗”,即大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的;“语”是内容,“风”同“讽”,内容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才能打动感动消费大众。考虑到提出者已经是500年前的古人,这种总结相当透僻。
咬文嚼字地说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叫“演义”,就是透过“七实三虚”的史实人物故事传述(即“演”),表达出褒贬惩扬的历史价值取向(即“义”)来。“戏说”则是另一种“姑妄谈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讲,《西游记》就可谓“戏说玄奘”。玄奘取经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显然都与史实无关,不过借玄奘这个历史人物和取经历程的大致故事作为轮廓,抒写作者的看法感慨。我以为《戏说乾隆》会写戏,所以热闹好看,但却不俗,清代盐、漕两帮渊源及贡绣等历史掌故叙来头头是道,其中自有作者的历史观,其才学识力,显然高于靠着名著还写不出戏的《三国演义》的“编剧”,和缺乏历史常识的《唐明皇》编剧。别的且不说,一部《三国》戏,拍完看完人们都欣赏曹操去了,显然就没有“演”出这段史实应有之“义”。
顺便一说,现时流行“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据说是舶来品,不知出于何典?据我所知,西方销售学有“顾客永远正确”或“顾客就是国王”,意思是产品和销售都应当顺从顾客的意愿,极而言之,形容顾客能享受象伺候国王一样的周到服务。此语源自“国王不会错”(Aking can do no wrong),是英伦一位专横国王的名言,与中国“口含天宪”的说法相得益彰。而上帝(God)则是西方世界的价值源头,显然从来就不会去参与消费,“顾客”和“上帝”因之不能构成类比。这或许是以讹传讹的又一例证。话说回来,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然形成,竞争也实际上展开了,只是还不够公开,所以作为“非上帝”的消费者多是被动接受,不愿接收的就只能“换频道”,换来换去仍不如意,就睡觉,或搓麻去了。
中国名著无疑应在电视剧中展示其风采,也有现成观众和基本的市场,但为什么不可以用比如“招标竞投”的方式,来遴选更合适的人选,更理想的搭配,更谨严的构思,更深刻的开掘,更完满的表现,和更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呢?
我想,电视剧钜片的决策过程仍然有大力改进的必要,不能只攥在少数人手里,把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玩儿”成“普及”的电视连环画了事。
说到这里,又想起前些年拍的《西游记》。已故戏剧史专家吴晓铃先生曾对我“戏说”,“以前看《西游记》,没有闹懂妖精是什么样儿,看完电视剧,才知道什么是‘妖精’,而且还真妖精!”我想,这是对创作者没有搞清《西游记》的真正内涵的感言,除了不成功的特技,就是在“女儿国”、“盘丝洞”等“以色试心”的情节中卖露色相,充填故事的噱头。这种“戏说”,实在还比不上《戏说乾隆》,以及相类似的《包青天》(可谓“戏说包公”)。
可见“戏说”得好不好,还是要看创作者的综合功力,而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实际上更难把握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