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水边的故事”……在那些西方译者的笔下，《水浒传》“变脸”之大，让人有相逢见面不相识之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中国古典名著的这种“全球化”...
　　上海国际电影节请来的大明星，毫无疑问要数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最得人缘。朋友茶余饭后都在议论她，话题却与其新片无关。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初试文笔的小说《说谎》，一部据称以其自身从影经历为背景写成的作品。我起先以为，小说原名就叫Telling Lies，岂料经过查阅网上书店目录，才发现《说谎》只是英文译名，法文原著名为Menteuse。但Menteuse并非“说谎”，这是深圳友人的说法，我并不谙法语。他说，玛索书名直译是“女说谎者”。
　　“女说谎者”跟“说谎”意思两样，译者为何擅改书名，现时委实无从释疑。说来也是，“名从主人”的原则虽然简便，可古往今来的译林高手，不愿受人拘束者比比皆是。谁把Les Miserables译为《哀史》或者《孤星泪》，如今已是无从稽考，但茅盾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分明说，《悲惨世界》实为诗僧苏曼殊手笔；《西游记》在芝加哥由余国藩译为The Journey to the West，可在英国流传最广的《猴子》（Monkey），则是早期汉学家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的译笔；阿来的《尘埃落定》要在美国上市，但是会更名Red Poppies（红罂粟）。它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也是萧红、杨绛、莫言和王朔的代言人。
　　自信是原作者知心人的译家，凡是开译改动书名的，总有自圆其说的理由。比如《水浒传》在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曾经易名All Men are Brothers。彼德·康在《赛珍珠传》（刘海平、张玉兰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479页）中，解释过她换名的缘由：
　　书的原名“水浒”，通常被译作“Water 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地。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因而将自己的译作取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套用了孔子《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1925年她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和西方》以同样的话作为卷首语。）翻译这部小说，可能又是和父亲及其信条唱对台戏的动机。父亲把英文《圣经》译成中文以开化异教徒；她反过来把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品介绍给西方人。
　　这位传记作家还说，翻译耗去她5年心血，“在此之前赛珍珠长期坚持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这对她的行文风格大有影响。她写小说离不开程式、套语，在表面化叙述和心理深度之间选择前者，喜用插叙，效果上力求娱乐，手法上采用自然主义。这些写作习惯都是受《水浒传》长期影响的结果。”（页157）
　　赛珍珠译《水浒传》属个人兴趣，改书名也是她的私事，别人自然无可厚非。但沙博理（Sidney Shapiro）30多年后再译此书，把书名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亡命水泊》），却已不是他说了算的事情。他在自传《我的中国》（宋蜀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445页）里，专门讲过翻译时遇到的麻烦。他说：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由于作家们不敢也不能动笔写作，没有出现杰出的小说，于是单位领导问我愿不愿翻译古典名著《水浒传》。我很高兴地同意了。……而这一翻译计划，曾再次把我带进与“四人帮”的冲突之中。江青风闻我打算把这部小说称为《草莽英雄》（Heroes of the Marsh，我想这个名称比“水泊历史”——这是中文书名《水浒传》的字面意思——更有感染力），这位夫人愤怒地抗议说，起义者的首领宋江是个“叛徒”，因为他奉皇帝诏令，率领他的部队歼灭了从东北进攻中国的辽鞑靼（这段情节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她暗示，真正的英雄是不会阻止鞑靼人的，因为他们反对反动的朝廷。
　　事实上，以宋江为首的起义者绝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完完全全忠于皇帝的。他们声称受了邪恶的奸臣欺压，不得不同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打仗，然而他们的目标是“替天行道”，期待皇上招安。皇帝最后给予了招安，只是这时，他们才出发去反对正威胁着宋王朝的辽鞑靼人。
　　我无意给这位“超级革命”的激进派女皇上一堂中国历史课。
　　“如果你不喜欢‘英雄’，那么亡命徒怎样？”我反击她派来的使者，“就是无法无天的人。”
　　“无法无天的人？像强盗那样的？”
　　“不错，盗匪是无法无天的。”
　　“那么，好吧。”
　　这样，问题解决了。幸好，“四人帮”的英语跟他们对宋王朝历史的理解一样差劲。他们不知道，“无法无天的人”（outlaws），在普通英语中是当作一个褒义词来用的，它的主要涵义是指挺身而出，反对当局非法迫害普通人的民间英雄。
　　沙博理机智善变，《水浒传》方得躲去一难。可其同事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Tayler）夫妇，就要比他倒霉得多。他们不得不做许多无用功。杨宪益在回忆录中说，“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页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