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这部“反书”流传的历史，也是从朝廷到民间士大夫反水浒的历史，有学孔夫子删书的，如金圣叹；有干脆以小说反小说的，如荡寇志；清朝皇帝干脆下令禁书销毁，可奇怪的是，总是禁而不绝...
自明代中叶至明末，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进入到了极度繁荣的时期，这与明统治者尚未对小说采取严厉禁毁措施有着密切关系。查有明一代关于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仅有正统七年禁《剪灯新话》、崇祯十五年禁《水浒传》；地方政府则基本没有此类法令。进入清代就不同了，从顺治到同治的每个皇帝，几乎都要发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举其大者便有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等十余次。对违反者的处罚极为峻苛：“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雍正六年，护军参领郎坤因在奏章中有“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之语，结果被加上“援引小说陈奏”的罪名，受到“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地方法令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便开出了一个长达二百余种的“小说淫词”禁毁书目。
点名遭禁次数最多、禁毁措施最为严厉的《水浒传》，拥有的读者大概也最多。即使如王士桢这样的文坛领袖对《水浒传》也是津津乐道。他在《居易录》、《香祖笔记》中多次谈及《水浒传》：“稗官小说，不尽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庵《水浒传》，微独三十六人姓名见于龚圣予赞，而首篇叙高俅出身，与《挥后录》所载一一吻合。”“徐神翁谓蔡京曰：‘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曰：‘安得识其人？’徐笑曰：‘太师亦是。’按：《水浒传》传奇首述误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识蔡京为是天罡，为是地煞耳？神翁语，见钱氏私志。”需要指出的是，王士的《居易录》、《香祖笔记》分别编成于康熙四十年和康熙四十四年，而这正是康熙朝大力禁毁小说之时。
由于读者喜读小说，因而出版商也敢于冒着风险梓行刊刻，以求获利。据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知，《水浒传》在清代便有金陵德聚堂十卷一百一十五回的《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和十二卷一百二十四回的坊刊本《水浒全传》。至于明本的翻刻本和通行的七十回本就更是所在多见了。清人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记载道：“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指《水浒传》）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刊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可见，建阳本的《水浒传》一直在社会上流传着。
被视为“诲淫”的《金瓶梅》与被视为“诲盗”的《水浒传》命运一样，也遭到了严厉的禁毁。但是，《金瓶梅》依然在社会上传播着。清代梁恭辰在《戏戒四录》中引钱塘汪棣香的话说：“苏、扬两郡城书店中，皆有《金瓶梅》版。”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也说道：今《金瓶梅》尚有流传本，而《玉娇李》则不闻有此书矣。”这里所说的《玉娇李》，前人曾有所提及：“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指《金瓶梅》）各设报应。”（邓之诚《骨董琐记》引《茶余客话》语）。看来，《玉娇李》应当是一部《金瓶梅》的续书，由于遭到禁毁，在清代就已经失传了。《金瓶梅》的命运还算不错，得以传播至今。这是否也可以证明，《金瓶梅》的艺术价值要高于《玉娇李》，因此也更为人们所喜爱。
由于《水浒传》屡禁不止，清道光年间产生了一部以小说反小说的《荡寇志》，秉承金圣叹“惊恶梦”的意愿，演化为攻杀剿灭梁山泊众头领的故事情节。其为封建经济效忠的政治宣传，终归徒劳。但在编织故事、虚构情节方面却不乏生动有趣的片断，行文布局、造语设景的写作技巧，也算得上是旧小说中的上选。
《荡寇志》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思想与金圣叹相一致，所以他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从七十一回写起，杜撰出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张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自名其书为《荡寇志》。作者死后，此书的初刻本却改署书名为《结水浒传》，这大概是刻书者为了要利用《水浒传》原来的社会影响，以广招徕，诱人购读的缘故。
《荡寇志》的作者名俞万春（一七九四——一八四九年），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清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并没有正式任官，科举功名也不过是个“诸生”（秀才）。他在青壮年时代，却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身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行动。《荡寇志》的写作，是作者自觉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上，蓄意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的镇压，来与暴力镇压相配合的。作者为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据他的家属宣称，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间凡“三易其稿”，首尾历二十二年。
作者死之次年，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荡寇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世道人心”。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太平军攻下南京，清政府官员们逃至苏州，竟把《荡寇志》版片也带去，就在苏州大量印行。接着，广州的“当道诸公”，也“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以资功惩”。稍后，咸丰七年又另有一个重刻本。咸丰十年（一八六○），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予以毁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鄙视稗官小说，甚至曰为“惑世诬民”的“异端”，千方百计地加以禁遏，而《荡寇志》这部纯属杜撰的稗官小说，却博得许多“当道诸公”的青睐，交口赞誉，视为维系“世道人心”的宝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以抵制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传播，却又并不奇怪。《荡寇志》全书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即所谓“但明国纪写天麻”。书中连篇累赘地肉麻地歌颂封建朝廷，恶毒地污蔑诅咒起义阵营。封建统治者以为既可以欺骗群众，又可以恐吓群众。
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到处是“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阶级压迫的事实，到了《荡寇志》里阶级压迫的事一概没有了，仿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鱼肉小民的土豪恶霸，他们全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救世主”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强盗”侵犯的“大英雄”了。贪官污吏，作者不能尽讳，却异想天开地编造出蔡京、童贯等“奸贼”与宋江等起义者相互勾结串通的故事情节，其险恶的用意是要把社会舆论对贪官污吏、权奸国贼的痛恨，也转嫁到被“逼上梁山”的起义者身上去。
《荡寇志》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国纪”：凡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食毛践土”的小百姓，就绝对不得反对朝廷、违抗官府、触犯地主豪绅，只准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它又为统治阵营内部受到排挤侵害的中下级成员，树立了陈希真、刘广、苟桓那样一些“榜样”：无论受到当道“权奸”的何等欺凌迫害，蒙冤受屈，都不该改变“初衷”，投靠起义阵营；相反，而是要去积极屠杀起义者，用他们的头颅来换取皇上的信用，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不得君命而冒犯了“奸臣”“贪官”的“犯上”污垢。这样，就终究会得到朝廷的谅解和皇上的天恩，功成名进，富贵荣华，传子传孙，甚至成仙得道，超升天界。
在我国的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读者，它也不失为一种颇为难得的反面材料。通过《荡寇志》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们将具体地了解到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立场的地主豪绅们，在面对人民的武装斗争风暴时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幻想和主观愿望。在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上，它对我们也有反面的借鉴作用，无视广大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愿望，怀着与社会前进方向相背离的陈腐的政治观、伦理观，是不可能不歪曲社会的本质真实的。艺术的生命力在于高度概括地反映社会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荡寇志》虽然舞文弄墨，在表现技巧和细节真实上很下了些功夫，总的艺术效果却既不真又不美，乖张暴戾，矫揉造作，与广大群众的审美感格格不入。
《荡寇志》对我们还有一点相当有意义的启发。《水浒》的故事已流传了好几百年，到了封建社会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之时，竟还能迫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者移尊就教，用模仿《水浒》的笔法来撰写反对《水浒》精神的稗官小说，把《水浒》故事在人民群众中的流传，看作洪水猛兽，皇皇然不可终日。这一事实本身，岂非就是对《水浒》具有鼓舞群众起来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效果的有力证明吗？《水浒》的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是被长期的社会实践所确定了的。
《荡寇志》的政治思想极端反动，可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不但无须效法太平军用毁版的办法来对待它，还可以客观地有分别地承认它的某些可取之处，某些长处。例如：书中写陈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弃家出亡，路过风云庄等片断，反动的政治说教没有压倒患难相恤的真情实感，便觉文情交至，颇能动人。书中塑造了陈丽卿、刘慧娘这两个女性形象，一武一文，也颇有个性特征。作者知道一点我国古代的科技知识，又在广东耳闻目接过一些西方的工艺成果，小说在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之外，又穿插进斗器械、斗技术，也算得别开生面。从行文布局、造语设景的写作技巧方面看，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匠意，确实有如鲁迅先生说的“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