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水浒传》，最失望的是宋江这个人。说是爱习枪棒，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可一卷读完，未见他使出像样的一招一式。遇到险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么拨马先逃，潜身躲藏，全无半点英雄气概。真纳闷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诸雄何以竟与此等人为伍，并尊其为头领!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伪善和权诈的一面。他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计算，支配欲极强。这一印象，后来在金圣叹的评本里得到了印证。可我始终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济济，施耐庵何以让这么个人位居群雄之首，因而觉得这是小说的一大缺憾。
近读《水浒传》，忽然茅塞顿开：施耐庵不正是通过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吗?
宋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江以忠义的化身自居，连自我介绍时也忘不了说“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但细检其所为，殊难找到忠和义的踪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我们知道，“施”与“义”是两码子事：《三国演义》里曹操笼络关羽是“施”而非“义”、关羽千里走单骑才是“义”。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救困”，说穿了，予人以利的成分多，行义的因素少，《水浒传》作者用了“散施”二字，可谓大有深意存焉。所谓散施，不管张三李四，逢人送钱是也。他这头救济虔婆，那头赍助帮闲，为做媒的王婆“做好事”，让卖药的王公称“恩公”，就是杀人后畏罪潜逃之际，银囊也不见羞涩：栖身富豪柴进庄上时，仍多番背着主人馈银与同为避难者的武松：在清风寨，每日变相送钱给相陪的下人。后来身为囚徒在发配途中，还是像散财童子般一路乐施不疲。遇上劫贼，奉行的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金钱外交：“我自多与你们银子相谢。”到了江州牢城营，更是上下打点，管事的、听使唤的，里里外外，能塞钱处一味地塞。银子春霖般哗哗下过之后，我们便读到“满营里没一个人不喜欢他”。
宋江上梁山之前的所作所为，除施舍银两外，实在乏善可陈。而疏财也并非具体地周人之急，扶人之困，而是泛泛地予人以好处，广结人缘。当然，予人以好处，本无可厚非，只要当事人手有余财，尽可多多为之，受惠者不管困厄与否，总会高兴的。只是，宋江出身农家，职业不过是县衙的押司，每月进项，顶多几两银而已，终年积蓄的财，也不够他痛痛快快地疏上一次半次。单靠正当收入，“及时雨”这响亮的名头无论如何是赢不来的。
宋江收入菲薄却大行慷慨之道，不免有点蹊跷。他散施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水浒传》未作正面交待。但在讲到宋家隐秘的地窖时，有一段闲文颇堪玩味：
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窖子?原来故宋时，做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做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第二十一回)
宋江挖这个藏身的地窖原来是因为做吏难。做吏为什么难?解释是：做押司的，一旦犯罪，轻则发配，重则问斩。其实，这句话并未正面说明做吏有何难处，只是强调为吏者犯罪难逃法网而已。古往今来，有罪则有罚，不管犯人为吏为官还是为民；至于为吏者知法犯法，量刑较重，乃是各朝通例，非独宋代如此。所以这句话并不在解释做吏难，更像是搪塞。这不似作者一时疏误，而是用心之笔。写到宋江时，作者每每用一些囫囵话把行文分成两个层次：表面上极力塑造、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在深层却又解构它、戳穿它。上面引的那段话也是这样：作者一方面告诉读者，当押司的有莫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却以文不对题的解释否定了这一风险。也就是说，宋江挖地窖并无特别理由。没有客观风险而预先安排退路，想必另有隐情。耐人寻味的是“重则抄扎家产”这句话。量一区区押司，有何家产值得惊动官府查抄?可见押司职位虽低，也有致财的可能。宋江倒不像是聚敛盘剥之徒，但他收入微薄，却“端的挥金如土”，这如土之金出自何处，不能不说是一大疑案。而他家那口地窖子恐怕是个有提示性的注脚。
地窖子看似作者轻轻带过的闲笔，其实是理解宋江所谓“忠”的关键文字。地窖作为避害的一窟与另一窟——梁山，一暗一明遥相呼应。梁山是水外之地。如金圣叹所说，《水浒传》之为书名，就是取梁山在水涯彼岸之意。水在王土之滨，浒又在水外，梁山泊超出了“率土之滨”的畛域，上得梁山便不再是王臣。宋江掌权后，梁山泊造兵符印信，设黄钺皂盖等违禁之物，俨然是朝廷的排场。相比之下，地窖子虽无其威风，但却有其功用；它不在王土之外，然在王土之下，同样摆脱了朝廷律令的约束。蛰伏地窖，便是置身于国家法度之外。说到法度，有一个细节给人印象很深：宋江在发配途中被请到梁山大寨。花荣要给他开枷，他作色道：“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一个擅字，多么凛然。可后来被蒙汗药麻翻，李俊把他救下并开丁枷，并不见他醒来后动问，“国家法度’如何不在了。此后在李俊家盘桓数日，也没想到要重新戴枷。如果说，这枷是在他无知觉时别人除去的，没有他的干系，那么在穆太公家借宿时，确确实实是自己打开的。当两个公人说“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时，宋江应声道：“说得是。’公人在蒙汗药事件前，一路未曾建议去枷，可现在他们领悟到，宋江在梁山泊生死弟兄们面前只是作秀，故尔加一句“这里又无外人”的知情语。
宋江每被视为无条件地忠君，是因为他甘领刑罚而不愿落草为寇，即使上了梁山也心怀朝廷。他受刑是因为杀婆惜，杀人后，他信誓旦旦对苦主闫婆说：“我是烈汉，一世也不走，随你要怎地。”好个烈汉!没过片刻，被闫婆扭结到县衙门口时，就瞅个空子开溜了——躲到国家法度无法进入的地窖子里。后来从地窖里爬出，也不是投案伏法，而是四处寻找保护伞隐身匿形。最后也是由于大赦有望、缉捕难逃才去自首的。可见，宋江的伏罪是有选择性的。法在他眼里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大典，仅是权衡利弊时的一个参数。伏罪与否，要视刑而定：重则逃，轻方就。可在人前，他矢言忠君服刑之事断无商量余地。在发配途中，刘唐请他上梁山入伙，他做出一副宁死不能不忠的样子来，闹得要挥刀自刎。后来因题反诗获死罪，被梁山好汉救出，却闭口不再提陷他不忠的话，而称“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其实，何尝就到了“不由不”的地步，如果他真以为忠君事大，性命事小，现在自杀为时也还未晚。在宋江眼里，抽象的伦理原则远不是什么“甚于生者”。为了苟活，全可以丢开。可见，他的“忠”是有条件的。
宋江的“替天行道”常被视为“忠”的表征。这“替天行道’也是句含混话。天之大德曰生，宋江所行的却是杀戮。他从法场得救，要做的头件事就是烧杀：火烧无为军，杀死黄文柄一门良贱四五十人。黄某不管平素为人如何，在宋江一事上无可指责，他仅仅维护了朝廷的利益。退一步讲，即使宋江有理由仇杀，杀的应是黄文柄一人，而不该是合家老小。对此，连称许宋江的李贽老先生也大摇其头，批道“大不是，大不是”。宋江忠君的神话还建立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上。也不知这贪官和皇帝的界限宋江是怎么分的。不知他践踏的王法，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率众攻的城、掠的地、杀的官兵、抢的国库，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劝降和逼降的剿捕将领，是贪官的，还是朝廷的?他拉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背叛朝廷，抬出的理由是，梁山好汉企盼朝廷招安。可这些人根本不需要绕一个落草——招安的大弯子，他们已是在为朝廷效力。
宋江受招安是否符合施耐庵本意，现在不得而知，值得关注的不是宋江招安后的行为，而是求招安的心理。我们知道，传统的仕途是“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文不成、武不就的宋江，没有待价而沽的资本，县衙小吏已是他事业的顶点了。可宋江不是安分之人。他言必称忠义，但有两处却显现出心迹：一是得知晁盖等人在梁山做大事业，自言自语流露出艳羡之情，‘一是酒后题诗“敢笑黄巢不丈夫”。庙堂既然无法靠近，就在江湖上迂回发展。当然，走江湖也得凭本事吃饭，但有个“义士”名头，不啻怀里揣着“铁券丹书”，近可以保身，远可以腾达。待得当上梁山寨主，总算有了与“帝王家”交易的本钱。倒霉的是那些诚心聚义、共襄盛举的异姓弟兄，糊里糊涂就被宋江给卖了。
宋江的“忠”如此，“义”又何如?义是《水浒传》的灵魂所在，梁山事业的凝聚力就是义气。身为群雄首领，宋江理当为义的表率。不错，宋江在江湖上有“孝义黑三郎”的美名，各路好汉都把他目为义士，对他恭敬有加。然而众人的敬意并非基于各自对他的认识，而是传闻。初见他时，谁也没见他有何义举，难免对他有些无礼。只在听到他是江湖上盛传的“及时雨”时，才倒身便拜。这一套式重复得有点腻味，作者不厌其烦，是为不断提醒读者：众好汉拜服的宋江不是活生生的见义勇为之士，只是“义士”名头的载体罢了。一句话，宋江的威望不是建立在他的行上；然他的名，如我们前面看到，源于施利市恩，与真正的“义”相去甚远。
宋江和梁山的结义弟兄后来又是如何相处的呢?与宋江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晁盖、花荣、李逵诸人。花荣是宋江的心腹，救过他的命，共他患过难。按说，两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推心置腹。可如前文提到的，当花荣要给他开枷时，他假惺惺地来一套说孰背着花荣却又私除行枷。李逵是一条血性汉子，对朋友忠贞不贰。他讲到母亲不幸死于虎口落泪时，宋江一厢却大笑起来，接着说：山寨得了新人，“正宜作庆”。一次，李逵求战被宋江喝止后擅离梁山，宋江就认为他“多管是投别处去了”小人之心，由此昭然。
最能看出宋江为人的是他和晁盖的关系。晁盖是他的“心腹弟兄”，他曾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给晁盖通风报信，后来晁盖也曾两次率领人马赶来救他的性命。宋江得救时向晁盖发誓，要“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实际又如何呢?
宋江一入伙，就甩开晁盖更改梁山体制。梁山的秩序是以交椅排名次，这既是才能功劳的体现，也是发号听今的依凭。宋江头件事就是废除旧法：功不分高下，让旧头领坐主位，新头领坐客位。这一安排乍看无关紧要，实则不然。晁盖的原班人马是旧头领，宋江交结的是新头领。本来一到梁山，大家便是兄弟，不分你我，聚集在寨主晁盖的麾下。宋江硬要分宾主，貌似谦逊，骨子里却咄咄逼人。旧头领总共才九个人，新的多达二十七人。这样一来，就把晁盖和占多数的新头领隔开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晁盖的处境：他率众千里跋涉，救宋江归来，又得了众多好汉，本是一桩盛事。庆功席上，被宋江这么一搅，两列好汉，众寡悬殊，壁垒分明，连视觉重心也严重倾斜，晁盖居中，安能端坐?下面新头领的喧嚷反衬出零零落落几个旧头领的寒碜，身旁又是顾盼自雄的宋江。对晁盖来说，这哪里像庆功，简直是受罪。
宋江不以山寨大义为念，把梁山新头领视为已有，不让晁盖染指。每有战事，辄言“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一句话便把晁盖冷置起来，使他一指挥不得新头领，二结识不得新好汉。宋江出战，新得的人越多，旧头领的比例越低，晁盖的影响力便越弱。
议打曾头市时，宋扛却破例没有劝阻晁盖，甚至出现风折军旗的凶兆，也不吭一声。以前宋江遇险时，晁盖总是倾寨出动前往救援，此番晁盖涉险，宋江只“密叫’戴宗尾随探听消息。晁盖中毒箭受伤，却迟迟不见梁山赶来相救。
当然宋江并未直接陷害晁盖。但是在他营造的氛围中，轮不到晁盖打有惊无险的安稳战，打险战是晁盖亮相的前提。晁盖不会不知，风折认旗不利于主将，但他不愿放弃惟一的出战机会。晁盖受伤，是因为当前锋。出事前林冲力劝他到后面接应，他答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八个字里，透出多少心酸和无奈。堂堂一寨之主，令不能行，只好自己在前杀开一条血路!宋江隔离策略成功之日，便是晁盖丧命之时。晁盖中箭后，“死拼”救他的全是几个旧头领。晁盖身危之际，宋江既不求医也不问药，惟“守定”在床前哭——等到他人死。
晁盖也许是第一个(惟一一个?)看透宋江为人的。本来宋江是晁盖的恩人，宋江一上梁山，晁盖便要让位给他。可后来晁盖临终时却又嘱咐：捉得仇人史文恭者为梁山泊主。其遗愿分明是不许宋江继位。
晁盖生时，宋江不以忠义事之；晁盖死后，宋江还要背叛他一次：他背弃晁盖的遗嘱，算尽机关，攫取梁山权柄。山寨本不可一日无主，有晁盖嘱咐在前，梁山泊理当墨垤出兵，立即为晁盖报仇，然后拥立新寨主。宋江却“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寨中事务一乱，大伙只能推他出来收拾。这招果然奏效。宋江一坐到主位，即刻发了一大通号令，把山寨大小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哪像是哀恸过度乱了方寸之人!
不过，宋江现在只算摄政，晁盖的遗嘱还横在那儿。宋江一边延缓报仇，一边盘算着下一步棋。一日闲话时有人提起卢俊义，宋江猛的计上心来：“梁山寨中若得此人时，小可心上还有什么烦恼不释?”宋江究竟有何烦恼?是晁盖遇害、大仇未报吗?不是，宋江从不言为晁盖报仇。梁山泊后来攻打曾头市，却是为了夺马。曾头市失利请和，宋江同意罢兵，条件是曾头市交出照夜玉狮子马，而非仇人史文恭!最后晁盖大仇得报，多亏宋江“死要”那匹千里龙驹。可见，他的烦恼另有因由，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晁盖的遗嘱才是他的烦恼所在。而“玉麒麟”正是消除他烦恼的吉祥物。
晁盖遗嘱把宋江降为“众弟兄”之一：捉得史文恭者为寨主，宋江得与几十条好汉单个竞争。宋江旧日威风基于倚众恃强；按遗嘱做，他就无力可借，无势可乘。如果来一个有望当寨主的新人，他烦恼的死结就会解开。当然不是宋江有意让位给他人，而是树一个假想敌。有了卢俊义这个“竞争对手”，宋江就摆脱了与数十人争位的困境。原来的争位局面是多极的，宋江虽为一极，但绝无优势。请来有竞争实力的卢俊义，格局就变了。多极一下子变成两极：非卢即宋。其实，卢俊义本无意与宋江竞争，只是宋扛频频让位，硬是把卢俊义塑造成假想敌的形象。宋江抬高卢俊义，是不让众好汉出头；逼卢俊义扮假想敌角色，又是拉拢 众好汉为自己出力。这一压一拉，梁山众好汉不知不觉就被排除出角逐之列，沦为宋江得位的工具。宋江下了卢俊义这个棋子，争位的死棋就活了：众多的竞争对手成了他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就算卢俊义是强龙一条，也敌不过宋江这地头蛇了。这一招实在高明：宋江先利用卢俊义压服众好汉，再利用众好汉反制卢俊义。怪不得宋江一直放着梁山榻边的仇敌不管，千方百计要卢俊义上山，甚至不惜一再调兵遣将过州冲府远征千里之外的大名府!
后来攻打曾头市，卢俊义不得做前部先锋，而其他好汉捉得史文恭，功劳便算在宋江名下。不巧的是，仇人撞到卢俊义手里。按晁盖遗嘱，梁山要尊卢俊义为寨主。可宋江偏要“商议”立寨主之事。所谓“商议”，就是说此事还有待定夺。他虽提到晁盖遗嘱，也推卢为尊，但所列的理由却是，论相貌、出身、才干，梁山众好汉谁也比不上卢。这实在是以退为进，挑拨离间。假如宋江诚心拥立卢俊义，何须多费口舌，遵遗嘱办即可。这本是一件极明白的事，被他缠来绕去，弄到要拈阄打两州府。晁盖的遗愿于是乎蜕变成形同障眼法的儿戏。最后通过作弊，宋江名正言顺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
宋江是个成功人士。他盗忠义之名行不义之实，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众好汉未能看穿他的权诈。可悲一百多条汉子栽在这么一个人手里而不自知：是他们的淳朴和忠义成全了伪君子宋江。作者描写宋江得志，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怅望千秋，萧条异代，身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能不透过历史的灰尘，向梁山群雄长长发一声浩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