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水浒之一: 矮脚虎与扈三娘
　　王政六十年前,萨孟武在《中央周刊》上用社会政治史的眼光分析《水浒传》，大文一出，洛阳纸贵。结集而成的《与中国社会》于今天读来仍感觉意趣盎然。
　　但是萨氏眼下溜过去一个极大的“热点话题”未谈，即为什么施耐庵要将大美人扈三娘嫁给个不成器的王矮虎。学界公认，施氏似有“厌女症”。笔下的好女人寥寥无几，而有意刻画的女性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刘高老婆、坑卢俊义的贾氏、害武松的玉兰、卖史进的土娼——有一个算一个，都恶的可以。硕果仅存的人长的美“武艺又好生了得”（会评本第四十七回）的扈三娘却配上个武艺不精且又有“溜骨髓”毛病的矮子，着实让人心里不服。 施耐庵写宋江作媒时说，“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这哪里是作媒，实在是强逼。宋太公任干女儿在前,众头领武力在后,由不得三娘了。“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金圣叹在此批道“（两口儿）三字粥合，为之一笑。”袁无涯批道：“此体人心，尽人性。使人喜欲涕，感欲死。”接下来，“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若说晁、宋众头领是“意气相投”，那么施、金、袁的口径一致简直是帮闲口吻了。这里存疑的是，扈三娘是落在男权的藩篱中了吗？
　　萨孟武分析“梁山革命军”是流氓无产者集团，他们开始的核心伦理观念是“义”，后来被宋江改造成“忠”。但不管是哪种观念，女性一旦踏进去，多少丈青也不管用。照此视点，《水浒》里的许多情节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小霸王周通之强娶刘小姐，黑旋风乔捉鬼之杀狄太公之女，董平甚至因程太守有位“十分颜色”的女儿不嫁给他而一怒杀了自己未来的岳父。即便是女性在战场上打败了男性，到最后，回到文化强权中，女性依然是被征服者。这类情节在说岳、杨家将、薛家将里随处可见。就连神怪小说《封神演义》里也有土行孙强占邓蝉玉。若不是嫌人多添乱，吴承恩兴许会让猪悟能带上高小姐去西天结欢喜缘。极丑（个矮）的男性霸占极美（个高）的女性，能产生极强的喜剧效果，尽管个矮含有性弱势的意味，但是文化强权照样可以使这种日常的不协调变成喜剧的协调以迎合同在文化强权下的众位看官的审美趣味。 朱迪思?劳德?牛顿认为新历史主义与女性主义有大面积的交叉。按她的想法，“如果用＂交叉蒙太奇＂的策略，把文学文本的阅读跟国会辩论、妇女指南、医学书籍、法典以及＂事件＂或＂物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会产生出新历史主义的高水平文本。但是，如果像牛氏一样停留在这种层面上，女性主义者明显低估了新历史主义的解放力量。比方说，施蛰存当年写过《李师师》和《石秀》，沙陆墟写过《水浒二妇人》以及许啸天的《潘金莲爱的反动》等等。不管怎么改写、翻案、戏说，一入读者视野，首先是逆向的比较作用，后作无论如何也不能覆盖读者原来心目中的人物形象。除非是读者置身于另一个文化圈。
　　耐人寻味的是北宋时社会上是不讳妇女改嫁不守节之类现象的，贞操禁锢尚未形成。范仲淹子纯祐早死,范将寡妇嫁给王陶,王安石主持儿媳庞氏与疯儿王雱离婚,邵雍之母曾改嫁,宋祁书张景墓志铭言其妻改嫁而不以为异,这样的例子在《宋史》里比比皆是。《水浒》里的潘巧云也是前夫王押司死了以后才嫁给杨雄的，金翠莲被镇关西用“三百贯钱要了身子”后还照样嫁给赵员外，而且并不忌讳详知内情的鲁达与赵员外相交。总之，施耐庵不可能要求人物在理学大昌之前也服从一套《新女诫》，而且，惯常地把对女性的禁锢全推在理学身上，也太简单化了。
　　这样看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男权意识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社会现实需要形成一种“男权统治意识”。套用一句女性主义的习惯语“将女性从男权千百年压迫下解放出来!”谁将“男性从千百年文化强权压迫下解放出来”？王矮虎本想占刘高老婆（会评本三十一回）但被宋江用“礼义缚了”，没得逞。后来，扈三娘也是被“礼义”缚了，嫁给矮子。后来，宋江本人被“忠义”缚了，饮鸩丧命。后来，施耐庵被“造反”缚了，塑造了人物。后来，读者被“文本”缚了，揭竿而起。能指本身就被“缚了”——不光女性解放不了，只要身处这条“权力－话语链”上，谁也解脱不开。
　　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最后安排扈三娘与王英同死于方腊手下大将郑魔君之手，很有道理。而且写扈三娘是因见王英被杀而心神大乱不防暗器而死，这实是妙上加妙。男人死了，女人如何不死？不然不是太对不起魔君和观众了。那座从天而降的石碣上早刻着“——地位星矮脚虎王英、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慧在微下。 这石碣好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