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的“二奶”
宋徽宗时代是宋朝经济较为发达的阶段，《水浒》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渭州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也养了个“二奶”金翠莲。
看完全本《水浒》，你就会发现，“二奶”何止金翠莲一个，阎婆惜、潘金莲、白秀英皆是，最大的二奶是李师师。
李师师是不一样的。一样都是男人的“二奶”，不一样的是她的独立性，与后宫分离开来，不要名分，而且还照旧挂牌营业，这就是宁要自由不要爱情，看得开，或者她就认为世上压根就没爱情。皇帝怎么也不会对钻地道感兴趣吧，就不想把她放在后宫里养着，随时临幸？但李师师就是能让他钻地道，她的“欲擒故纵”玩得可好，不要一下玩得火热，那不会长久，好东西得吊着吃，那会吃一次想一次记挂一次，到底是青楼出身，对男人的毛病摸得清楚啊。这个吊胃口的事当然有分寸，你不见，官家一来，李师师总是甜言蜜意地接待，这叫宠，宠得他在这里比在宫里还快活，目的就达到了。
“二奶”李师师的语言可不是“大奶”能比的。言语中有着宋词之美，让我想到柳永的词作，“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旧时青楼女子自幼教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文化层次与修养是比一般人要高，其举手投足间所表露出的优雅，在金翠莲等“二奶”身上半点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女子，怎不叫当时和后世的男人“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
“二奶”的见识怕是要比“大奶”高，遇事不惊是李师师让人不能看低之处。李逵进门，脸上的怒气摆着，她一点也不慌张，几句打趣的话，就按住了李逵。去接驾时连那几个没有来路的人都不送走，真是好大的胆子。事实说明真有什么事也惹不到她头上，在别人满门遭祸的事情，她不过是“巧言”几句，就化解了，好一个“二奶”气概。燕青二次再来，明知是梁山贼寇，她照样“谦让”接待，看上了燕青，就敢于大胆追求，自由奔放的性格了无拘束。而且被拒绝后，却又洒脱随意，照样帮助梁山作成“招安”大事。处理大事的举重若轻，堪称了得。
次一等的是白秀英了。她倒是个能张扬的女人，可惜张扬过头了，最后落个鸡飞蛋打，白送了性命。白秀英与李师师相比，输得地方太多，她也是个在外面走动的人，应该知道，与一个知县拍拖，拽不到哪里去，在外面吃戏子的饭，观众是上帝，何况雷横第一次来坐的就是青龙头上第一位，没有来头敢吗。她要是个晓事的人，也会先到一边打听一下此是何许人也，再作道理。偏不是这样，由着白老头在那里长自家的势子。这等“二奶”一是没见识二是没修养三是没城府，除了一张好看的脸，其他真是一无是处了，和雷横老娘的对骂，简直就是个泼妇。
比较一下，能看出贫苦人家的女儿做“二奶”，是因为生活所逼迫，金翠莲、阎婆惜就是这样。金翠莲受欺压，遇到一个鲁智深，得以解救，却不思悔改，才出狼窝又入虎穴，你今天尚有姿色，赵员外是要钱有钱为你打点恩人鲁智深，过几年你人老珠黄了，可就一脚踢出门，他再换个新“二奶”。阎婆惜遇到的可不是个好人，不说长得丑吧，宋江这人阴坏，他不是有钱吗，将一百两金子给了女人又有何难？即使一时无法归还梁山，也不是件比人命还大的事，说到底还是二奶的命不值钱。
从这两家的情况看，当时普通的街坊居民生活不好过，没养个儿子，人老了，日子就不好过。金家和阎家都是唱小曲儿出身，到了异地无法度日，迫不得已只得将女儿给人家做“二奶”，还得奉承着，阎婆一段时间不见宋江上门，就担心哪天宋江的体己钱断了，连拉带拽地把宋江拉进门去。
爱情至上且大胆追求的是谁？潘金莲。武松回绝的那一瞬间，在潘金莲的眼里，天地都是暗的，心里比屋外的雪地还冷。潘金莲将自己关在屋里好一阵伤心，哭自己的命运，哭自己的爱情。武大郎回家，“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的”。擦干眼泪后的潘金莲，不再是那个对爱情还有着美丽憧憬的女人了，爱心死了，剩下的就是一个女人躯壳。原先不依从大户主人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愿意做“二奶”，第二个可能是那大户怕是能做她父亲的人了，实在是别扭。使女在那个朝代是下人，低人一等的奴婢，但她追求自己幸福的愿望还是展示出来了。潘金莲嫁给武大郎是带有与大户赌气的成分，进门之后，“见武大郎身材短矮”，实在是悔极了，一个年轻女子，一心想嫁个自己喜爱的男人，这不能是错误吧（但是，水浒将这个错误认定了几百年）。见到身高马大的武松，她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溢于言表，这个被压抑的女子对武松产生爱慕之情又有什么不可理解呢，她是那么欢天喜地地为武松做这做那，真心想把喜欢的人照顾好。但是，在这里她碰上了道德这座高墙，尽管她能无视这道墙，武松却做不到，他服从这个社会，去做了一个道德的守护者。喜爱武松是她的初恋，之后，潘金莲心里再没有爱情。她是个性烈的女人，后来的潘金莲破罐子破摔了，被人说“水性扬花”也好，“爱偷汉子”也罢，她还在乎什么呢，最在乎的人都已向她挥起了拳头，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爱的呵护，她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
《水浒》中的公人
《水浒》中的公人一个没有给读者留下好印象，他们基本是一副恶势力帮凶的嘴脸。
董超薛霸倍受青睐，先被高太尉委以重任，押送林冲，后梁中书再看好，押送卢俊义，均要他们半途谋人害命。人一旦有了歹心，其一言一行都是邪恶的，野猪林一节，此二人着实让每一个读者恶心，不齿，真是坏到了“头上长疮脚底流脓”，让人深恶痛绝的地步。
在押送林冲上路之前，张教头已经“将出银两，赍发两个防送公人已了”，二人也亲眼看见林冲与娘子相别的场景，竟然没有一丝感动。随后高太尉的心腹陆虞侯一出现，他们立马能“前头有的是大松林猛恶去处，不拣怎的与他结果了罢”。同样的还有飞云浦押送武松的两个公人，连施恩的酒食银两也不要，一心要武松性命。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丝一毫是非善恶标准，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行之事是没有一个规则的。但他们并不缺乏“主见”，你见押送路上，总是林冲掏钱款待，敬重有加，但二人牢记陆虞侯的指派，并且变本加厉地加以落实。这个“主见”从何而来呢，是从自身的“得”出发的。保护自身是生命的本能，这个本能他们一出生就具备了，可在后来的人生成长过程中，他们再未得以增长对人对世界的认识。高太尉一出现，他们就要考虑自身了，“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如果林冲不死，他们就完蛋了，后来“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所以，杀林冲对他们来说，确是件非做不可的事情。如果没有高太尉的指派，在自身没有受到威胁时，以得利为目的，收下张教头银两，他们会善待林冲，不是他们有善心，是银两的作用。后来谋害卢俊义，李固并不会给他们身家性命带来威胁啊，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证明吧。
底层的公人是最现实的，能够掂量出显规则与潜规则之间的差别，并能很好地加以平衡，从中享受着微小的却是最具体的收益。刺配林冲是开封府，他们也是开封府的公人，但是，他们就能丢开“开封府只叫解活的去”，因为他们明白，中央高太尉的潜规则大于地方政府的显规则。如果顺利地将林冲卢俊义结果了，董超薛霸在衙门里能不比以前更好混吗，他们本就是能混之人，刺配北京后，梁中书就见“他两个能干”，留在府中使用，若不是没有文化，混个朱仝那样的节级还是可以的。杀潘金莲时跟随武都头的土兵，自然知道杀人犯法偿命，却先是“前后把着门，都似监禁的一般”，后是绑了王婆，再“取一床被来，将妇人（潘金莲）头包了”，其行径，完全可以定为杀人从犯。押雷横在勾栏前示众的一班禁子，不顾平时都是一个衙门里的熟人，在乎的是什么，是知县的脸面，是自己的利益。他们都知道，公平地论，县都头打人，不从维护治安的面子上说，也只能算是民间纠纷，赔礼道歉，付医疗费就够了，但是，他们明白，县衙的显规则大不过知县的潜规则。
明哲保身是他们的道德。从押送宋江的两个公人来看，他们本身骨子里的恶，如果没有外界的施压利诱，一般不会彰显出来，会忠实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在看到因杀阎婆惜而刺配的宋江，有与梁山贼寇勾结、与生辰纲有牵连的更加违法事实后，并没有以国家大义为重，到江州向蔡九知府报告，这是他们与黄文炳相比的短视之处，是小民的局限性使然。
这些公人的作为，让我们看出当时的社会法制状况，那是一个没有是非、不讲善恶的社会，也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大是大非”的年代。在这样的社会里，多数人没有羞耻，公义沦丧，一切以孔方兄为尺度。上层阶级为所欲为，以纲之名，搜刮民间财富，被盗或丢失了，押送的人还被判犯法，男盗女娼，高俅能为衙内的三番五次置林冲于死地；没有大是哪来小是，下层百姓生灵涂炭，无处申冤，武大郎被害死，西门庆贿赂银两，立即武松就告状无门，周通强抢民女，刘太公无处可告（很显然上访是不灵，蔡九和高俅们哪里会管这些事，他们只对危害赵家和自家的人和事有兴趣），“只得与他”。法制对强权和强盗来说，是形同虚设，不过是整治弱小百姓的工具。
同样是被公人押送，林冲逆来顺受，因为他还抱着服刑后与妻子相聚的愿望，换作武松就不同了，因为对统治者不再报有任何指望与幻想时，对统治者的畏惧，也就没有了。武松在飞云浦大喝一声“下去”，那一声是多么沉着，不留余地，听着是多么痛快，读者心中的怨气出了。
拉山头
“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水浒》开篇，就以史进结识少华山的故事，展示了一幅宋徽宗朝代底层民众革命的图景。出逃他乡的王进没有第二跟者，这说明在当时社会环境里，并不是一条被认可的生存之路。林冲武松杨志鲁智深这些人物命运的更替，只有一条线，那就是“有心落草”，“找山头”图个“安身”，以聚众暴力形式出现，为自己创造一块小天地，获得自由，获得做人的权利，“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这是一种民众倾向。火并王伦后，“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都来参拜了”，鲁、杨杀了邓龙，“小喽罗们尽皆投伏了”。就算当时迫于压力，可之后也没有小喽罗散伙，因为头领的变换并未损害他们的利益、影响他们弃农为匪（喝酒吃肉）的选择。曹正，张青这些普通民众义务联络，“革命”队伍就这样不断壮大，如火如荼。多少个朝代后，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过相似的当然认识层次要高得多的事：国统区的农民、学生奔延安。
应该说，处于统治者对立面的林冲杨志等，是那个时代的失语者。他们也曾是追求幸福生活的良民，从没想要站到统治者的对立面上去。他们都曾一再退避忍让，天下之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希望别处尚有一个自己可以生息的地方，非也，就是没他说话的地方。宋江在浔阳楼的自我感慨，即招杀身之祸。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这个普通人对生活的小小奢望，小喽罗在家里种田实现不了。山在地头、庄后，抬头就看见，一旦横在民与匪之间的道德与清名被丢弃一边，造反就是一步之遥的事。李忠卖狗皮膏药的生活，自然不能与桃花山上“现放着许多金银”相比。单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民众的集体力量是伟大的，也就是这些最朴素的要求，使民众团结形成整体力量。
壮大梁山就是“拉山头”了，就是团结、组织。上梁山前，宋江“一路招兵买马”，先拉清风寨清风山人马，再说服对影山吕方郭盛入伙。40回后，下山的人“备说梁山晁、宋二公招贤纳士”，在抗争中，梁山寻找更有序而有力的形式与策略。“三山聚义”，是一次军事力量合并，单个作战，只会被各个击破，最后二龙山的防卫胜利解救不了孔明叔侄。鲁智深提出去寻找史进，“取他四个同来入伙”，是对梁山军事策略的理解。
“拉山头”后又有什么戏呢。宋江有清醒的认识。各山头队伍统帅成一支武装，形成规模后，对这些人员就要来一次整风运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引申出中国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到克服山头，消灭山头主义。是因为一支军队，需要整体一致，不能有派性，不能有内耗，“整顿我们的作风”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职能不明，管理无序，哥哥兄弟一般高，对军事斗争极其有害。“排座次”及时、英明，是管理的需要，也是宋江巩固梁山泊主地位的需要，晁盖活着时，新老将领之间要有裂痕，宋江可得以拥兵自重，现在就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团结，所以就要打破新老将领之间的区别，要融合，排座次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从天罡、地罡和兵符职位的排列，可看出整顿是到位的，晁盖旧部人马和几大山头的头领被分散开来，对旧部的任用，除林冲外，大多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虽说对旧部个人在梁山的功劳不予考虑，有些不近人情，但从军事上说，稳定了整体，综合了实力，梁山的整体实力抬高一个很大的档次，这时候才不再是土匪，才叫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