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文学作品的教学目标如何定位
作者：周红阳
正确定位文学作品的教学目标，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多层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笔者浅见，文学作品至少可以进行三个不同层级的解读——认知、鉴赏和探究。因而文学作品也就应当有三种不同的教学目标——理解、审美和创新。简言之，认知就是了解文本（作品）之意，鉴赏重在感悟文本之美，而探究则是发掘文本之妙。
一、认知：了解文本之意
无论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如何发展，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认知应当是文学作品教学目标的最基本定位，否则其他的教学目标就无从谈起。或许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绝大多数语文教学实践从本质上都没有偏离过“认知”这一目标。其实“认知”是一切学科教学的安身立命之根本。
基于这样的认识，就不难真正理解“认知”在文学作品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了。倘若语文教学连“认知”这一目标都无法落实，还能有什么资本侈谈“发现”“创新”呢？认知，即理解，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作品的有关含义，是文学作品教学的立足点。传统的语文教学比较注重对“文意”的理解，尤其是对作品思想意义的把握，这样的解读定位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偏失，在新世纪的语文教学实践中需要继续传承和发扬。我们知道，自教学改革的大旗张扬以来，人们对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颇多微词，甚至深恶痛绝，以为它是语文教学的一大痼疾，非彻底清除不可。当然，这种情绪的滋生不是没有理由的，以前的语文教学片面地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而忽略了它的审美性，使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变成了干巴巴的政治说教课。人们厌恶的也正是这种非语文因素，而绝非语文本身。
文学作品不可能没有意义，即使是一些貌似怪诞荒谬的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意义还是客观存在而无法消解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对文学作品意义的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只是单一的“思想意义”，认知的意义、审美的意义、体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等五彩缤纷，姿态万千。教学实践表明，只要我们能够将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进行教学，也根本不可能仅仅注视于作品的思想意义的。如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含义相当丰富，既表达了对王道士肮脏、卑琐、麻木、无知和贪婪的鄙视，也表现出对旧中国及其官员的冷漠、腐败和无能的愤怒，更传达了作者对敦煌的历史文化瑰宝被骗取被掠夺被流失的痛心、悲愤和深刻反思，等等。这些意义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个句子或片段，而是渗透在每一个文字符号之中，贯穿于整个作品。教学《道士塔》，结合语言揣摩、品味等帮助学生了解这些意义十分重要，而如何从语言文字里提取和整合这些丰富的信息，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简单动作，尽管方式和途径完全是可以多种多样的。这就体现了教学目标的有效落实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注重文学作品和语文教学的特点，以作品的语言为抓手去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意义，那么我们要了解的意义已经是血肉丰满的语言化文学性的意义，而不是抽象而乏味的说教意义，这样的“意义”学生不但愿意认知，而且也乐于接受。
当然，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惟一而固定的，见智见仁跟不同的解读密切相关。我们的教学就应该启发和引导学生读出更多的智慧更多的个性来。如小说《陈奂生上城》的意义，高晓声自己这样说过：“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可见，作家的确试图藉此“解剖”什么，并反映某种“认识”和“觉悟”。笔者认为，这篇小说表现了处在结束了生理饥饿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的一种精神“转型”的渴望和艰难。有关情节表明，陈奂生的精神渴望虽算不上多么强烈，但也确实时隐时现地存在着。他进城后阴错阳差地发生了许多意外，特别是患感冒后被县委书记送到旅馆并住进了高级房间，遭遇了平生第一次“高消费”。由于人物进入了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异质环境”，因而平常被掩盖和压抑的深层次性格元素一下子被唤醒，充分活跃起来了。惊诧、“肉痛”之余，便想到“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于是“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的心理意识彻底占据了上风，终于“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陈奂生巧妙地将自己的劣势转化为独特的“优势”，把自己的失落变成了可遇不可求的欣慰。从此，“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当然，陈奂生的精神“满足”不是自觉而主动追求的结果，且不免有点“奢侈”，显得滑稽甚至可笑。但无论怎样，毕竟以“惨痛”的代价实现了他“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的夙愿。这种令人捧腹的“经历”，似乎的确消解了陈奂生的精神“饥渴”，成就了他的精神“转型”。
这种文本意义的“认知”，远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汇拢和叠加，感性和理性珠联璧合，相辅相成。
二、鉴赏：感悟文本之美
在上个世纪的教学改革之前，我们的文学作品教学大多滞留于“认知”的层面，往往将“认知”作品的意义作为主要乃至惟一的教学目标。这种单一目标的设置，不但使得本来可以鲜活生动的语文课堂变得枯燥和拘谨起来，而且还严重影响了语文阅读教学的深度和品位，从而也使语文教学自降身价，名不副实，逐渐变得不伦不类特色全无，令人大跌眼镜。
显然，文学作品的教学目标定位还得提升，至少要升级到让局外人感觉到语文教学具有足够的难度，并非KTV唱卡拉OK，不管五音全不全，张嘴便可以吼上几句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完成文学作品的教学，必须有“鉴赏”的参与，以便深入发掘作品的审美价值，感悟文学作品之美。如实而言，如果只是理解一两点文学作品蕴涵的意义，的确没有太多的语文学科特色，自然也就遑论什么深度，虽不说人人可为，至少也会让一些人产生这样的错觉——语文教学不过尔尔，无非小菜一碟。试想，长期如此下去，还能有几人心悦诚服地承认语文教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我们怎样大声疾呼，声嘶力竭。因此，笔者一直以为语文教学的地位不能等待和巴望任何赐予，也不要陶醉于“母语”如何重要的自欺欺人，而要靠我们语文教师用自己的智慧与行动去努力争取、奠定和巩固。把文学作品的教学目标提升到“鉴赏”的高度，便是非常明智的正确选择。
鉴赏，即审美感悟，难度是有的，这“难度”的存在构成了语文教学与非语文教学的自然分界。要打造出语文阅读教学的品牌，没有“鉴赏”绝对不行。无数语文教学实践表明，只要“鉴赏”出现在语文课堂，语文教学便开始显示出独特的精彩和亮丽，人们才会对语文课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原因很简单，因为多数人只认得文学作品中的几个文字符号，至于这些符号的组合和运用究竟传达了怎样的审美信息，缺乏感悟，并不了然，但一经语文教师的点拨和赏析，便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我们不妨看看《阿Q正传》第七章“革命”的若干情节。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后，洋洋得意的阿Q与胆战心惊的赵老太爷等人有以下一段对话——“老Q。”/“悔不该……”/“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阿……Q哥，像我们这样的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在多数读者眼里，或许这只是一段普通的“对话”而已，对话所传达的信息也十分有限，赵太爷等人试图巴结阿Q并“探革命党的口风”，但阿Q的神态和回答并没有让他们达成目的，就这么简单。然而假如运用文学鉴赏来分析这段“对话”，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这些文字尽管也稍涉墨于人物的外形、内心，但人物的外貌、性格、思想等主要是通过生动的对话使各自毕现无遗的。在一生中最神气最风光、不可一世之时的阿Q，与丧魂落魄、战战兢兢的未庄原来趾高气扬的最权威人士赵老太爷戏剧性地相逢并且又“不平等”地交流了。“老Q”一呼，Q前加一“老”字，赵太爷那自降身价、低三下四的巴结情状、奴性性格显现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什么”二字的反诘，表明了阿Q非但没有将站在赵府大门口的几个人放在眼里，而且连他们的问话也没有入耳，那以胜利者自居的自我陶醉、目中无人、居高临下之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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