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作者：王 琦
学者们很喜欢把鲁迅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各种普及性的教材，也这样写，然而鲁迅的从果戈里那里得到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灵感而已。对有着同样的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和日本来说，先走一步的日本的变化，才跟我们具有本质的相似性。鲁迅在日本期间大量阅读了日本人的著作和日本人翻译的西方著作，这些日本文学的变化，他应该非常熟悉。
就这样，鲁迅从“自白”的自我剖析的形式开始，直截了当地切入了当时问题的最根本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断定，现代白话文小说一开始，就是“有我”的写作，同时，这样的写作也才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于现实和人生的关心，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暂时还无暇顾及西方开始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小说的创作跟鲁迅的从事文学的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用文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来揭示社会问题。小说一开始就是功利的，而不是审美的。是革命者写作而不是知识分子写作。
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小说可以用来帮助“改良”，甚至“启蒙”和“革命”了。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小说杂志《新小说》，接着其他的杂志相继出现，有《绣像小说》（1903）、《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等。清末这些开明的学者和新闻家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对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投注了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在面临着现代世界的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的现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传统小说；因此，这样的小说应该被那些能够激发爱国热情、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来替代。梁启超不仅大力倡导新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而言——在当时，尤其是“五四”时期，人们更喜欢使用的是“旧小说”一词。本文采用“传统小说”这样一个相对温文的用法），还身体力行，给《新小说》杂志写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共四章，还写了西方很多爱国志士的传记，其中写马佐尼等人的《意大利建国三杰》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其他忧国忧民的作家也日益以小说作为批评社会和政府的工具，把小说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力量和强烈的意识，认为从前的小说家没有能够尽到对普通民众进行教育的责任。鲁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继续着他们的思想，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写出《狂人日记》，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很多学者认为《狂人日记》虽然是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但是不算好小说。其中一个判断就是这部小说有果戈里同名作品的影子，另外也认为小说的叙事语言不够成熟。照我看来，这样的看法似乎有生搬硬套的因素在里面。果戈里的问题第一节已经讨论过了，至于小说是否成熟，这要看用什么标准来丈量了。如果用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尺子，这部小说似乎不够精美。但是这样的尺度并非唯一的。我在第一节里也讲过，好的作品，需要有好得人物来支撑，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在《狂人日记》里，“狂人”其实不是一个鲜明的形象，里面最为重要的人物，是“狂人”的观察对象：赵贵翁、陈老五、赵家的狗和我大哥。同时，这些对象也在观察“狂人”，他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观察的对应关系。
在这些形象中，赵贵翁是压迫者，跟《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是一党的，他们代表了封建势力的习惯性和压迫力，说话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给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类为第一种：压迫者。《阿Q正传》里的举人老爷、《离婚》里的“七大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风波》里的赵七爷等。有趣的是，这些人大多姓“赵”，因此分辨起来非常容易。他们识字，有财产，地位高，说话牛逼，一般老百姓见到了都觉得气短。《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说话凶猛：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离婚》里的“七大人”牛逼：“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说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两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风波》里的赵七爷无知且蛮横：“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祝福》里的鲁四爷算是草菅人命：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总之这些人都非常了不得，他们既占有话语权力，又拥有相当大的财力，所以，在村里、镇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对于旧时代的各种礼仪、陋习都非常习惯，对任何不符合这种恶习的行为，都特别憎恨。如果有什么以下犯上的事情出现，他们不是暴跳如雷、痛心疾首就是唉声叹气。所以，一个微不足道的阿Q脑壳后面挽起的一个发髻和插在发髻上的筷子，对赵七爷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威胁。因为判断不了形势，他对阿Q 暂时恭敬了起来：“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鲁迅对于这类人物的鄙视和憎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威”和他们代表的旧时代、旧文化，一直是鲁迅不遗余力鞭挞的对象。
第二类人物，是革命者的形象。《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但似乎鲁迅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有些犹豫，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些革命者的热血，但是看不到他们的努力的回报。革命者往往是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他们也可能在遗忘中被遗忘。看到现实中存在的这点是极大的哀伤，所以鲁迅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9鲁迅的这句话里暗含着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消极的结果，“积极”仅仅是一种主张而已。鲁迅的愿望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0这里，即使暂时还看不到希望，鲁迅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看到，鲁迅在本性上，不算乐观人士。鲁迅说：“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11同时，他还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来加深这种印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药》里给夏瑜的坟加上一个希望的花环，也算是一种自我鼓励了。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狂人”和“他（吹长明灯的人）”，鲁迅同样赋予他们很大的勇气。“狂人”直截了当地抨击整整一个吃人的“封建”历史，有气吞山河的勇武；《长明灯》里的“他”一定要吹倒“吉光屯”的长明灯，冒着被方头、阔亭他们除掉的危险，也显出一种相当大的毅力和果决。而在那些守旧的人的心里，他们正是标准的“狂人”。所谓的“狂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精神病”在一个很长的文明史上，曾大量地被当作一种相当有力的政治手段来运用。比如，把政治的敌手指责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从肉体和精神上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就像处理“非典”一样，实行隔离，对肌体中的腐败部分加以外科手术式的切除。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虽然不能祭出政治的手段，但是也可以用孤立的办法对“狂人”加以定点消除。当然，所有这些手段，无论是政治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浓重的暴力行为。“狂人”和“要吹长明灯的人”最终都被关进房子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除非他们改进，抛去疯狂的念头，重新回到秩序的社会中，才可能被放出来。而对于夏瑜的方式，当然就是肉体消灭了。《药》里的经典对话：“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鲁迅在这里，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层认识：革命者的行为是要解救这些人的，但是反过来被他们看成是疯子。这就是鲁迅对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深刻剖析和认识。这也正是他为之感到它特别悲哀和痛心的地方。鲁迅早就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2我们看到，“‘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13这里面的“阿义”的身体看起来想必不错，刽子手“康大叔”是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那身板就更是不差了。但是，他们的好身板，不但不是革命的同盟军，反而正好是葬送像夏瑜这样的革命者非常合适的人选。这里，正好回应了鲁迅对“看客”的深刻认识。这样一个“革命——疯子”的角色错位，在鲁迅的小说里具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