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

作者:王 琦




  这个类型在世界文学史中非常重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就是:善的形象。妥斯妥也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小弟弟“阿廖沙”、《罪与罚》里的“冬妮娅”,《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列夫·托尔斯泰《复活》里的“玛丝洛娃”,都是这种代表,让人感到非常有力量,有温情,有爱,有希望。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学里特别多,在整个欧美文学里也非常常见,尤其是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海的女儿”等,更是这里面的最高、最美好的理想化身。但是在中国的文学传统里,这样的具有善的力量的人物非常少。也许“贾宝玉”们是个特例,但是其他的小说里,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要么,也还是抽象的道德的善,不具有人世间的鲜活力量。像《水浒》里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被说得这么津津有味,《金瓶梅》里的肮脏生活写得那么津津乐道,这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特色,并且还是主流。鲁迅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试图突破,但是效果不太好。
  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具有阿Q这样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然而,鲁迅只能走到这一步,他是破,但是没有立,也没有能力“立”。中国的“好人”形象,几乎都是在“世外桃源”中完成的。沈从文小说里的“湘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现代文学的桃花源。在中国,写得好的小说都是写坏人的小说,写得好的情节都是“尔虞我诈”。由此,日益显得《红楼梦》的另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以一个较长的章节来分析《红楼梦》,其中还特别引用《红楼梦》的前句导言作为结束:“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这也是鲁迅本身的警觉。
  在鲁迅的小说里,不仅缺少善的人物形象,还缺少美好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没有美好的少女形象——也许子君能够算是一个——从《故乡》里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风波》里的七斤嫂、《祝福》里的祥林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到《离婚》里的爱姑都是一些非常庸俗、愚昧无知的妇女。《伤逝》里的子君也渐渐要沦落到跟她们一伙的地步,而《在酒楼上》通过吕维甫口头转述的那个“阿顺”姑娘倒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但是她无声无息地就死了。在这里,我可以牵强地说,“阿顺”的夭亡,实际上代表了鲁迅心目中美好事物的消失。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浓重的是论争、固执和疑虑。
  一个缺乏美好人物形象的文学传统,不能说是正常的文学传统,而鲁迅虽然曾经努力地去实践,但是成效还是不大。这不知道是鲁迅的才力不足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太贫瘠,不提供任何的机会,使得这样的人物一旦出现就夭亡了。要不然,就会像《一件小事》里的车夫那样,显得有些虚假。
  在沈从文的小说那里,也可以看出这种“美好人物”的“美好性格”的形成土壤,必须是特殊的,特别的,特定的,例如“湘西”这样一片经过沈从文特别塑造的土地。这里的质朴,才具有可行性。然而,这样的做法,不得不撇开真正的社会矛盾冲突,或者说,不能正面地直接地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中,刻画那种类似“梅诗金公爵”办的有信仰的和善人物形象。很多人认为这跟宗教有关,但是这却是另外的论题了。
  
  参考文献:
  1 《而已集·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2 鲁迅对于中医的不相信由其父亲的病始,他在《朝花夕拾·琐记》里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在《药》和《明天》里,同样有着对传统医药的怀疑。
  3 《呐喊自序》
  4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呐喊·自序》:“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5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6 转引自柄谷桁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出版,第80页。
  7 同4。
  8 同4。
  9 《呐喊·自序》。
  10 同上。
  11 《野草·希望》。
  12 《呐喊·自序》。
  13 《药》
  14 这里可以参看《孤独者》里魏连殳对于小孩子的前后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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