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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教育与语文教育
作者：史绍典
按理说，“国家意志，政府行为”的“新课程”，是不应也无法讨论此种问题的。但新课程“推进”以来，在理想与实际、传统与现实、理念与行为、变与不变之间，的确又大有落差！
问题在哪里？
2005年12月25日，时逢圣诞，“民族精神教育与语文教育论坛”在上海举办。在西方的圣诞节谈中国的民族精神教育，我戏言，又是中西文化，甚或是“中化”与“西化”的碰撞。
同样是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说过，百年以来，一时西方文化谈多了，对传统文化冲击太大，于是便有一批人出来大讲传统文化以缓冲和平衡；等传统文化讲多了，包袱实在太重，肯定又会有一批人出来呼吁输入西方文化。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百多年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游心与游目·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新课程肯定不是“折腾”！但有着某些“西化”因素的“新课程”，在遭遇“民族精神教育”的时候，又不能不成为一对矛盾。
我倒是认可民族精神教育与语文教育的重要的。“民族精神教育”的命题，其一，它是宏大的，它应该是整个的国民教育；其二，它是重要的，它应该是为整个国民铸魂的；其三，它是“无奈”的，国民“民族精神”的失落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仅靠“语文教育”，怕也是语文的难以承受之重。但以母语教育作为主要指向的语文，以独立思想的家园、民族精神的居所作为重要特征的语文，又不能不担当起这“难于承受之重”的重责。我们固当勉力前行！
限于篇幅，只谈三点。
教材建设。“新课程”的启动，在“当务之急”“时不我待”的情势下，其推进策略，稍有“急于求成”之嫌：课程标准尚在襁褓，“新”教材开始“同步”编写；起始年级（一上与七上）教材编写甫定，教材“体系”尚在孕育，实验开始；实验仅仅一年，大面积的“推广”立即跟进。宏大的、集团的、跃进的“推进”，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的实验（课标实验、教材实验等等），不论是众口一词的“证是”还是偶有的“证非”，“过程”都显得太过潦草。教材更是课程之命脉所系，而在某种“功利”驱动下的教材“多样”，距离承载“民族精神教育”，还是相去甚远。一些出版机构临时拼凑起的一拨人，被同时赋予“语文教学专家”“语文课程专家”“语文教材编写专家”的身份，“玩”起了教材编写的游戏。
教材是要在“民族精神教育”的旗子下建设的！《英国国家课程·英语》规定，“在第三和第四阶段（相当于我国的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中，学生应阅读以下作品”（柳士镇、洪宗礼主编《中外母语课程标准译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
1.莎士比亚的两部戏剧。2.主要剧作家如克里斯托弗·马娄、J.B.普里斯特雷、箫伯纳、R.B.谢立丹的戏剧。3.1900年以前出版的两部由主要作家写的小说，从以下作者中选取：珍妮·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艾米丽·勃朗特……4.两部在1900年以后出版的，由主要作家写的高质量并且是在评论界已享有盛名的作品，如威廉姆·戈尔丁、格林翰姆·格林、詹姆士·乔伊斯、H.G.劳伦斯。5.1900年前出版的由四位主要诗人写的高质量作品。6.1900年后出版的，在评论界享有盛誉的四位诗人的高质量作品。
明确的作家的规定、明确的数量的规定、明确的“高质量”的规定。这些被规定的伟大的作家，及其被规定的高质量的作品，就代表了“英国”的民族精神。检讨我们的课标，检讨我们的教材，缺乏这样的规定。同时，“应阅读”的强调与指令，把“阅读”提高到了“语文”教育的极其重要的位置。我颇欣赏人教社编写教材的一句口号，“守正出新”，其“守正”的内蕴，怕就是隐含了某种“规定”的成分。
知识重构。语文知识林林总总，举凡语言、文学、文章、文化，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等等，无不是教者与学者所必须。然而，它们又必须在新的背景下，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予以重新建构。
近读一则网上教学案例“说英雄谁是英雄”后，写了一篇评点：《“英雄”概念的重构》（载《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第1期）。我赞许了案例撰写者以“英雄”为线索，而拎起《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诺曼底号遇难记》、《居里夫人》的教学，重构了与传统“英雄”概念迥异的现代意义的“英雄”概念。我写道：
鲁达，在当时，他是社会弱势的“救星”，是无助人群的“豪杰”。但是，这又是一种逍遥无拘、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的“英雄”！是在“造反有理”理念下造成的暴力崇拜的“英雄”。所以，我们看鲁达“英雄”时，既为他的肝胆仗义、铁血无私、“为朋友两肋插刀”喝彩；同时，也为他的无章无程、鲁莽草率、甚至草菅人命扼腕。鲁达，从本质上说，是生物学层面的“英雄”个体，他未能也根本不可能成为文化学层面的“英雄”主体。
哈尔威，则实现了我国古代鲁达式“英雄”的超越，他甚至超越了“为真理献身”、“为正义献身”、“为事业献身”的宏大叙事，把“英雄”的价值锁定在道义、职守、责任和“具有自制力”上！哈尔威是“诺曼底号”的“英雄”，是“英伦海峡上”的“英雄”，是超越自我、超越族群、超越“英雄”封号的“英雄”！
居里夫人，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上，创造出科学事业的卓越和辉煌、其精神跨越族国而内心又深爱自己祖国、视伟大为平凡、与人类历史共生的“巾帼英雄”。
那么，谁是“英雄”？解开这个扣子的是“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大结局：真我英雄。鲁达式的“英雄”不能做，哈尔威式的“英雄”不要做（前提是不要产生灾难），居里夫人式的“英雄”不好做（居里夫人太过伟大）。“英雄”在哪里呢？“用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无论成败，问心无愧，即是英雄。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成为真心英雄”。水到渠成的“总结”，指向“英雄”价值最为平凡意义的建构，完成了“英雄”意义的本质升华！
“英雄”一词连用虽然早在《后汉书》中就已出现，但一直到民国，“英雄”才在辞书中占有一席之地。“英雄”的辞书意义我们无须计较了（如果死搬“英雄”的辞书意义，也是毫无价值的）；但“英雄”意义的真正演变，以及“英雄”价值的客观认定，却是必须关注的。正是在这里，才真正完成了“英雄”意义的建构。这种“建构”，是“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教学的“新生成”。它具有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综合”的全新整合价值。
素养提升。本来想谈一谈“资源”问题（有形资源、无形资源，素材性资源、条件性资源等），这里则着重谈一谈作为重要“资源”的教师，其自身素养提升的问题。我以为，“新课程下一步怎么走”，重要的一点，就是“与新课程一起成长”的教师怎么走的问题。
2005年，我在两家语文刊物，曾分别主持过“素养”以及“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离我们究竟有多远”的讨论。
我指出，“学养”与“人格修养”，是语文教师“语文素养”的两翼，是语文教师事业腾飞的坚实的臂膀。“展开双翼，才能腾飞”！“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是语文教育的出发点、也是语文教育的归宿！素养是“可以视为重新思考学校教育的理想状态和学校课程改革，特别是语文教育、文学教育模式的概念”（日本桑原隆教授语，见钟启泉《素养观的演进与意义的创造》）。因此，它更应该是语文教师的“理想状态”和语文教师“语文教育、文学教育模式的概念”。
语文教师是不是应该担当起“民族精神教育”代言人的角色呢？
1991年，魏书生，“站在大昭寺面前我有一种心灵被震撼的感觉”，“大昭寺门前广场上一大片磕长头的人……那一片人每个人都是额头着地、鼻子着地，手‘哗’地全部扑在地上了，那叫五体投地”，“我觉得老佛爷真有一套，连面儿都不露，就把信徒征服到这样地程度。你说，咱们教书的天天和学生打交道，讲的还是真理，怎么就不能让他们使劲信呢？”（魏书生《教育改革与素质教育》，沈阳出版社，2000年）
语文教师怎样让学生“信”？这就要打造语文教师自身素养。语文教师的素养，来自他的人格、学养、识见，来自他的宽容、博大、胸襟，更来自他的追求、向上、创新。
诸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学以致用，求异标新、与时俱进等，语文教师当如是。
当然，重要的还有，语文教师对母语文化的独具慧眼，语文教师对民族精神的独特视野，语文教师对语文教育的独特解构，语文教师不拘一格的教学风范。
也不是要语文教师当“正人君子者流”，不食人间烟火。我曾说，语文，是一个很本色、很清醇、很生活、很自然、很人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语文的“文化”，就是语文的“民族精神教育”。
*作者系湖北省教学研究室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