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表达方式的审美解读
作者：李志军
一、叙述的率真与平实
叙述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它的运用都十分广泛。我们的祖先尚不懂得有意识地去运用语言来美化生活，却能朴素地记录、再现生活，这种朴素的记录和再现，就是叙述这种表达方式。如《吴越春秋》所著录的原始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运用的就是叙述(当然也有动作描写)这种表达方式，再现和记录了原始人劳动生活的影子。真正把叙述作为一种表现方式提出来，是在《诗经》总结出“六义”中的“赋”，赋有铺陈直叙的意思，朱熹曾作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这与今天叙述这种表达方式的意思是一致的。
叙述这种表达方式首先体现的是“真”，“真”是美学中最基本的意义。叙述“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内涵虽然发展到今天有所变化，如“敷陈其事”有向今天的描写分化的趋势，但不论是敷陈还是直言，其最基本的精神在于“真”，即侧重于再现事物的客观实在，坦陈人物的真情实感。语文教学中记叙文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要素强调的就是要真实具体，她有别于小说中人物、环境、情节等要素的要求。小说是虚构的，虽然也强调真实性，但那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记叙文中生活的真实。不论是记叙文还是小说，也不管是生活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都离不开叙述这种表达方式的“直言”或“敷陈”，“直言”或“敷陈”的目的就在于一个“真”字。关于真的美学意义，黑格尔说：“美就是理念，所以从另一个方面看，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虽然黑格尔的这种说法有多种解释，但是“真”能产生美感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上还有直接把真、善、美作为美学要义的学说，我想，把真列在善、美的前面决不会是偶然的吧。
叙述的语言是平实的，平实的语言刨去了那层做作和矫情，显露出原生态的自然之美。历代对《诗经》的探讨，之所以将其表现的方法分为赋、比、兴等，那是因为赋与比、兴有较大的区别而且在艺术表现中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在文学史这条长河中发展为今天叙述这种表达方式而长盛不衰，我想兴许就是它的平实打动了人们吧。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想，但平实的语言着实能打动人。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可谓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自发表以后，一直被选作大、中学教材的例文，像清纯的甘露沐浴了一代一代学子的心田。何以有如此的感染力呢?不事雕琢，不故作悲情，不粉饰世态，娓娓道来，俨然一溪山水无声无息地从屋后流过，这就是平实的叙述所能达到的最自然的美，这是美的至高境界。
二、描写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描写的具体形象性和生动性是文艺性作品创造艺术意象的审美要求。我们欣赏文艺作品时，通常也通过对描写这种方式的分析来感受艺术意象的审美意义。歌德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文艺家力求创造出具体形象、生动活泼的艺术意象，从而感染读者，生发强烈共鸣。而作为受体的读者，也总是希望读到具体形象、生动活泼的艺术意象，产生愉悦(或悲痛)感，释解积聚内心的情结。在语文教学中，也以较大的分量要求学生掌握描写这种表达方式的运用，在阅读教学中，对描写方法的分析更是开启作者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与叙述一样，描写也多用在记叙性的文体里，尤其是在小说中，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创设环境时不可或缺的手段。叙述与描写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力求平实概括，后者力求生动具体。在教学中我们只有把握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才能以审美的态度扼住描写这种表达方式的要害，能动地领略描写在文章中的审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描写的具体形象性和生动性的美学意义，大多借助修辞方法的运用来体现。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语文教学中，不论是作文训练还是阅读训练，老师们大多一味强调“写文章要生动形象呀”、“你看人家的文章多么生动形象呀”，但具体到如何去生动形象，如何生动形象却泛泛而谈。在目的和结果之间，重要的往往不是目的和结果本身，重要的是如何把目的变成结果这样一个过程。生动形象既是目的也是结果，因此都没有被强化的必要，该强调的是如何使文章生动形象，别人的文章怎样生动形象。也就是说，关键的所在是如何运用修辞的问题。在修辞学上，有一种“美化说”，认为修辞就是把我们所说的话修饰一下，使它更美一些。这种说法不免有偏颇之处，其实修辞的作用远不止“修饰一下”，它是使作品更具文学性的关键所在。如朱自清的《春》，读过的人都觉得生动形象，朗朗上口，美不胜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动人的春景图。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它的生动形象源自文章用词的准确和比比皆是的比喻、拟人等修辞的运用。如果说《春》是一幅水色空蒙的水彩画的话，那么里面的修辞就是画中水与色的交融，要是剔除了生动的修辞，这篇文章充其量是一幅关于春天的生物挂图。
三、抒情是情感的自我宣泄
情感是审美心理中最为活泼的因素，是艺术意象的重要特征。人是万物之灵，是需要情感的慰藉的，是需要宣泄情感的。人们在诗歌、散文等抒情的文体里找到了最直接的宣泄领地，找到了慰藉。因此，历代都不乏抒情的美好篇章。《诗经》中的抒情诗占了较大的比重，不少抒情诗借助比、兴手法使情与景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如选入中学教材的《君子于役》、《关雎》等，都是情景交融的典范；屈原的《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雄伟的抒情长诗；汉赋中的抒情言志小赋，也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到了建安，没有慷慨悲凉、激越深沉的情调，便成就不了光耀后人的“建安风骨”；唐宋的诗词，更是感情迸发，情花四溅；元明的悲情，断肠难抒；再到现当代，抒情诗、抒情散文等，成了特定的文体。由此可见，抒情这种表达方式，是与中国文学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来把握抒情这种表达方式的审美意义呢?我把它归纳为两种情形。
第一，以淡淡的喜悦或忧愁抒写的人间情、物我情。这种抒情方式，常常与叙述结合，在不经意间表露心迹，抒情在其间起催化作用，慢慢将情感之火点燃。如魏巍的《我的老师》，抒情的句子夹杂在叙述之间，对事件起或点染、或过渡的作用，表达了师生间那种无私、清纯的爱。蔡老师教我读诗，“今天想起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她亲近呢”；当老师排除了孩子们的小纠纷后，“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啊”；放暑假思念老师时，“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啊”。老师的关爱，随着抒情的文字，像山泉一样，在孩子们的心田里静静地流淌。
第二，直抒胸臆，任凭感情的波澜恣意倾泻。这种抒情方式往往借助丰富的想象和饱满的激情，将理想、将爱恨付诸笔端，把作者自身抬升到一个物我两忘的境界，把读者引向一片情感的海洋。在诗词中，很适宜运用这种抒情方式。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虽然也有较浓的笔墨描写景物，但情与景的交融来势汹涌，没有半点怠慢，直逼胸臆。
四、议论和说明的审美意义
议论和说明这两种表达方式多用在实用性文体里，如议论文、说明文等，在文艺性作品里较少出现，因而这两种表达方式给人的印象是板着面孔、枯燥乏味的，没有多大的审美意义。其实不然，议论文、说明文等应用性文体在内容上确实不如文艺文来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但在行文的形式上仍然追求完美，在语言的运用方面力求生动。另外，近年来，科幻小说、文艺性说明文等较新的体式有流行的趋向，这说明文艺文与应用文之间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议论和说明两种表达方式运用于文艺性作品中，也会使文艺性作品增色不少。中小学教材中，应用性文体的课程量不比文艺作品的课程量少。因此，发掘应用性文体中议论和说明两种表达方式的审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议论的结构美和鲜明的感情色彩。议论的目的在于表明观点，明确态度，分清立场，并对提出的观点、态度和立场做具体的论证，令人信服。因此，议论这种表达方式的运用必须非常严密和鲜明，不得留下空子让人反驳，做到滴水不漏。反过来，我们阅读议论性文体，从文章的结构和感情色彩入手，也就顺理成章了。如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文章叙议结合，有时是以议论引出记叙，有时是在记叙的基础上生发出议论，但叙述始终为议论服务，在议论这个“骨架”里建构。第一段由雷峰塔的倒掉生发出“并不见佳，我以为”的议论，由这个议论引出第二段《义妖传》里的故事，由此而“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现在，它居然倒掉了”，(过渡)于是引出对法海的评议，最后以“活该”作结，嘎然而止却意味深长。全篇环环相扣，因果相生，浑然一体。文章的感情色彩主要表现在具体的用词上，如第一段的那句：“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这里的“听说”和“听说而已”，轻描淡写，却深埋对雷峰塔倒掉的不屑，这与当时封建遗老们“震惊”的态度截然相反，既含讽刺之意，又态度明朗，一针见血。这是情与理的纠合。
第二，说明能给人条理性的美感。说明这种表达方式通常是把事理关系介绍给人，使人对事理有所了解。而事理关系都是极有规律性的，条理性很强，给人以节奏的美感。如叶圣陶先生的《苏州园林》，文章第一部分(前2段)介绍苏州园林的共同追求：“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第二部分从“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四个层面分说，支撑第一部分。在分说“近景远景的层次”这个方面时，又分列出“花墙和廊子”、“每个角落”、“门和窗”、“极少使用彩绘”四点。整个说明如抽丝剥茧，由点而面，有条不紊，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好像在为我们弹奏出一首音素简洁却节奏明朗的古筝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