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评晓苏的《文学写作系统论》
作者：黄曼君
我与晓苏既是师生和同事，又是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位有独特生活体验与审美领悟，很注重语言风格、文体形式创造的优秀作家，又长期从事有关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研究刊物的编辑工作。他作为一位教授，撰写有关文学写作方面的著作，必然贯穿着他的创作个性、研究个性和编辑工作的独特体验，并由此贡献出别开生面的写作学方面的成果来。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作者关于本书写作的立意或创意，因为它涉及到对本书成就作出评价的最为关键之处，也可以说是决定本书价值的灵魂之所在。
我以为，在这本以“文学”写作为范围的写作学研究著作中，有一个贯穿其独特“系统”的核心观念，这就是晓苏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文学写作的培养目标时所说的，要让青少年“用一种文学的姿态面对生活”，认为这正是文学给写作者带来的“精神生活”的“幸福”。他不仅自己这样看，而且还引用著名作家方方的话说，对于青少年，“这种文学的姿态将是终生有用的”。这里，所谓“文学的姿态”，强调的是对写作者诗意的人生观和审美品格的培养。20世纪中国，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到沈从文的“以小说代经典”，再到新时期人们经常引用的西哲海德格尔的要进行“思与诗”的对话，要“诗意地栖居大地”等观念，都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生的审美境界的追求，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的塑造。
同时，据我的理解，所谓“用一种文学的姿态面对生活”，除了上述富于哲理和审美意蕴的观照以外，具体对文学写作来说，应该说还是一种追求文学写作原创性的努力。因为这里的“文学姿态”，不是对过去的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手法和形式简单地继承和重复，而是在昭示一种“文学性”的审美理想。何谓“文学性”？按照西方最讲究艺术形式独创性的形式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不仅是一个关涉文学作品的本体论或自足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而且它还是一个功能性的动态的概念，即是说，在文学性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文学性的语言、手法和形式一旦变为常规和惯例而成为“自动化”的，人们总是容易不自觉地接受它们，那么，对于写作者和作家来说，这些语言、手法和形式就会造成创作主体与当代世界、当下生活之间的厚障壁，就会僵化创作主体对自我所生活的世界的活生生的感受，就会丧失文学性的功能。由于文学性总是同“陌生化——可感觉性”相联系的，因此，只有拆除创作主体与周围世界、当下生活之间的习以为常的语言形式的厚障壁，重新建立自我与周围世界、鲜活生活的直接联系，才能出现新的原创性的成果。当然，正如晓苏所说，一般写作者不必要求他们像作家那样对文学要有怎样的贡献，但如果写作之初就坠入平庸因袭的窠臼，不从原创性的路子入手，那么，他们面对生活的“文学姿态”便不可能是真正“文学性”的，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到文学带来的“精神生活”的“幸福”。
上述对于“文学性”的看法是我综合了目前一些研究者的观点而概括出来的，可能晓苏自己尚未能明确地意识到。然而他却从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研究个性出发，敏锐地，甚至于是全身心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通观全书，可以看到，晓苏不仅把握住了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的本体特征，而且特别是从文学作品的原创性上把握住了“文学性”的功能性的动态特征。这本文学写作教材对于已有的写作教材来说，不仅不是“照着说”，也不全是“接着说”，而主要是“对着说”。当然，这“对着说”的独创性首先就表现在上面所说的“文学性”这个灌注全书的活的灵魂上。但是，这种文学性的形而上的“立意”、“创意”之类空灵的东西，要转换为写作行为操作化技术层面的原理，必须经过一系列创新性的努力，才能从“意化”到“外化”，从“知”转换为“行”。我以为，本书的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科理论体系的探索与文艺现状、当下现实生活的把捉以及自身创作的体验结合起来。关于文学写作理论体系，本书避开了以专门的章节集中谈论文学写作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文学写作活动的意义、能力的培养等比较抽象的问题，也不是从文本、作者、世界、读者等文学外在的和内在的构成性关系，或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分类上，多角度地全面铺开论述，而是直接从细节、故事、情节，人物、环境、主题，构思、灵感、想象，以及叙述、矛盾、语言等12个文学写作内在的构成性因素，由先到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排列，进行系列考察。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更接近文学写作内在规律、操作性更强、更有实效的理论构架。正是在这种理论构架中，伴随着细密的分析，书中解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尽量避免过去教材中常举的例证，主要是当前的作品，包括晓苏自己的作品，还有鲜活现实中种种动人的故事。晓苏平时本来就善于讲故事，书中写来也得心应手，他揭示作品既成状态的特征，重建作品形象的本来面貌，在作品情节、故事、人物等内容的复述上有特别的造诣和功力。这样，他便能根据书中逻辑系统的需要，回答作品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充分发挥了文学批评和研究在阐释功能上的作用。
二是将逻辑性、解析性、精确性强的科学分析与富于形象性、感悟性、情感性的审美拥合结合起来。本书不只有一个自立的理论系统，而且有大量独到细密、解析性精确性很强的分析，赋予其理论体系以逻辑运转的力量和血肉丰满的内涵。其间，一则颇多新颖的见解，如关于细节的反复、开放和矛盾的论述，关于灵感贯穿整个创作过程的论述等；二则饱孕着论述者自身的情感血肉和生命激情，如写王祥夫的短篇小说《上边》中父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亲情深入到了人物整个精神个体乃至于无意识和生命本能之中，论述者没有深层的生命体验是很难有这种慧眼识珠的能力的；再者是论述者所具有的整体审美拥合能力。本来文学作品的存在就不是一个定值和常量，不是一个凝固的静态物，而往往是不定值和变量，是一个流动的变异体。本书对作品的解读正是充分尊重和揭示作品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根据论证观点的需要，从多方面锲入与审视作品，而且对不同的作品往往在解读的论证角度、表达方式和侧重方面等又不尽相同，这样的解读便能凸显出作品本身丰富多彩的面貌，表达出论述者本人多方面情感的智性的精神主体来。
三是将没有观念规定性的生活现象、没有形式规定性“立意”、“创意”，与具有书面语言形式规定性的语言秩序化、写作行为操作化过程结合起来。像本书这一类写作教材既要理论化又要具体化，其具体化的程度要达到能技术化、操作化的层面，具有真正实用的价值。本书在这方面也是作的相当好的。如在讲述了作为生活素材的故事的特征之后，如何将生活故事转化为作品的故事呢？论述者提出从私人化、体裁化和理性化三个方面进行处理，而且每一个方面又有多层次的申述。又如文学作品的灵感问题本是很抽象的问题，论述者却将灵感的来源与创作的动机乃至与情感和欲望联系起来，提出灵感具有的神力即是“创新的智慧和力量”，而这种创新是可以从“意蕴的酝酿”、“形象的孕育”、“结构的安排”等多方面的具体运作来获得的，这便使灵感的获得具体化了，有了可供操作获取的现实途径。
上面的描述是从理性与感性、逻辑性与形象性、观念化与操作化的结合上来进行的。但总的来看，这本著作在这三对关系上是三个后项要强于三个前项的。我以为这种偏倚倒不是什么问题，更毋宁说是本书的特点。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这就是像“写作”这类课程的教学与科研在学科基本理论的建构和学术基础研究的建设上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是它自立于学科之林而发挥自身特长的基本保障。晓苏既然拥有作家和编辑工作者的优势，如果能够更好地吸取学院式研究的特长和优点，我想，他在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完美结合上更上一层楼是必定的。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