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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个体社会化的哀歌
作者：朱晓静
“社会化是个体适应社会、认识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不断完善自己人格之目的的过程。”②人作为个体，从寄生、幼年、成年，一步步进入群体，融入社会，每个人都避免不了被社会化的命运。但社会化对人性塑造、人格培养以及人际关系建设是否都具有优化作用呢？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得与失是什么？怎样才能把社会化的过程变成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优化过程呢？当鲁迅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审视时，他就不免失望了。因为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及文化都不曾优化过人。但他于心不甘，开辟新路，寄希望于子孙与未来。尽管他知道希望渺茫，也只是为了换回一些现世生存的勇气。这就是整个文本中所反映的思想。
在《故乡》这一文本中，隐含着三个时间段，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文本中也蕴含着三个故事：“我”和少年闰土的故事、“我”和中年闰土的故事、水生和宏儿的故事。在真实与记忆的交织中，在景与情的双重书写中，展示着作者对社会化前的追忆，对社会化现实的苦闷，对社会化后的无奈和渺茫悲观以及对于未来的希望。
一
“社会化前”是留在归乡的“我”的记忆中的一段往事，是有关迅哥和闰土清纯的童年友谊的一段回忆。鲁迅认为如果人不作为社会的人，只作为个体的、家庭的、血缘的人时，是单纯的，人性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是坦诚的、美好的，是没有猜疑隔膜的，就像迅哥和闰土。
社会化前的闰土完全是个少年小英雄，他“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马克思曾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③，少年时期的闰土的确发挥了他作为人本身的天性，他对未知事物新奇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他英勇可爱，“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存在我的记忆中的闰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形象。
这个时期的迅哥和闰土的脑海里没有等级的观念，没有大人们所谓的种种想法，完全是单纯的交往，尽管我当时“正是一个少爷”，而闰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社会地位的差别没有妨碍这两个少年的友谊，“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闰土感叹着外部世界的美好和新奇，而我则向往着闰土的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和阅历。“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迅哥因着自己的无知和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的浅薄，对于闰土是有着新奇的崇拜之情的。而闰土在迅哥的面前，因着自己经历的宣泄，是有着自豪之情的，迅哥和闰土都在彼此面前获得了价值的快慰，获得了小小的自尊心的满足。这足以成就他们最纯净的友谊以至难舍难分。
因为有这份美好，在迅哥的眼里故乡也是美丽的了，还有外面精彩的世界，“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成了我对外面世界认识的定格。而这一切都渊源于在这段经历中所体现的美好的人性。鲁迅一直致力于探讨人性是什么，在这里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即人作为人自身，脱离于社会的天然的对他人坦诚信任的真性情。
“社会化前”是停留在鲁迅记忆的一个亮点，是迅哥的梦，“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去惊醒他”。④然而迅哥毕竟要走到外面的世界，要走进他曾经向往的社会，他不仅惊醒，并作了为数不多的清醒者。“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感到者为寂寞”。“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我”不可避免地被社会化了，然而却更加寂寞，“这寂寞一天一天的张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⑤孤独的我回到了我梦里的故乡，再见闰土想重温旧时的美好和单纯时，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出现了，即曾经的小英雄也社会化了。
二
在外奔波的迅哥回到故乡，已经是成人了，故乡的一切景物也不再是童年时代的美好了，用成人的眼光来看时，故乡成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社会化了的不是故乡，而是“我”的眼睛和心情，同时改变的还有“我”的身份。鲁迅1919年回乡举家迁往北京时，是教育部佥事，还有任教酬劳和稿费，一人收入养活了全家人。我已不是那个曾经不谙人事的少爷，我成了知识分子、社会名人，这自然在老百姓眼里，显然是“做了官”。
此时的闰土也不再是记忆中的那个少年英雄了，首先被社会化的是他的外表：“他身材增高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同时他的生活也不好，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七重压迫下，“苦得他像木偶人了”。然而更使我惊叹的是他的精神状态的变化。在社会化过程中，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上，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差别，正是这种差别造就了高低有序的等级现象。被分到一定的等级上，这是社会化对人的直接后果。闰土的遭遇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和迅哥的等级差别，一声“老爷”正是他这种精神的外化。“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社会化中最重要的分裂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分裂，影响个人生活方式和意识的最重要因素是阶级地位。”⑥社会已经将“我”和闰土推向了不同的阶级地位上，作为仕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我已经不能再和作为民的闰土有着沟通了，社会化的过程是对人性异化的过程而不是优化的过程。不同于以往的评论者，我认为，异化后的闰土不是麻木了，而是更加清醒了，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得不明哲保身来适应社会，获得自己的卑微的生存权利，反而是更加精明了，但是这也正是社会化的悲哀之处——人人都要处心积虑而生活。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也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无能改变，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安心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聪明”地融入了他们的社会，无论这个时代是“做奴隶而不得”或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无论他们是“辛苦麻木”，“辛苦辗转”还是“辛苦恣睢”地生活。而“我”也“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也正是“我”意识到的悲哀。
小说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即杨二嫂。这个曾经人称“豆腐西施”、“终日坐着”的美丽女子，却成了“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长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的老女人，不光如此，在她身上，集中了典型的小市民性格，她通过攀亲对我步步进逼，咄咄逼人，冷嘲热讽，而“我”则步步后撤，从“愕然”、“愈加愕然”到“惶恐”再到“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而她的目的只是为了顺手牵羊或拿走一些破烂木器。不同于迅哥和闰土，杨二嫂仍在继续社会化的悲剧，社会的每况愈下直接导致了置身其中的人的每况愈下和人性的每况愈下。连一个昔日不问世事的女人也陷入了这种被异化的悲剧，作者对于社会化上的哀情就更加浓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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