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祝福》中的反复艺术
作者：张鹏振
一、突显社会环境的丑恶。上世纪初的鲁镇，是一个停滞的、凝固的、封闭的地方，它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弥漫着浓厚的迷信气氛。“我”离开了五年之后重回鲁镇，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小说在对鲁镇祝福的习俗和情景作了一番介绍后，是这么一段话：“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这里的三个“如此”反复使用，强调了中国偏僻落后的一角——鲁镇社会——超稳定的僵死状态：一切旧习俗、旧观念都未能受到冲击与洗刷。“如此”在这里何止是一种客观的略述，它们分明含蕴着“我”无限的失望和无尽的悲哀。鲁镇还是一个人情淡薄的地方。当祥林嫂死了男人丢了儿子，离开贺家坳重来鲁镇时，人们赏鉴了她的悲哀之后，她额角上的伤疤成为被打趣的由头，刘妈问：“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另一个场合又一个逗她：“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竞肯了?”环绕在悲剧主人公周围的，竟是这样一些缺乏同情心、卑琐无聊的人，这样问话的反复出现，更显示了祥林嫂生存环境的普遍的冷漠与淡薄。
二、强化典型性格的特征。在形象刻画上，反复的作用更是明显。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叼去，性格全然变态了，每次见到鲁镇的人都要哀诉一番，开场白总是那句“我真傻，真的”，这句话竟然反复四次，后面的“我单知道”引出的一长串陈述，也两次反复(只有极少数字眼不同)，这种不厌其烦的反复，逼真而深切地反映出祥林嫂的精神创痛之深。她哀痛到了麻木的程度，儿子是她念念不忘的话题，不休的哭诉已使她不知不觉地将要说的话说得烂熟，不假思索便能条件反射般机械重述一次。她受“受伤记忆”的支配，无法控制自己的意识，更不可能去斟词酌句，如果每次哭诉的语句不同，那也就不成其为祥林嫂了，祥林嫂悲剧性格的惨烈性就要打很大折扣了。在刻画鲁四老爷形象时，也是运用了话语反复的，如那句近乎口头禅的“可恶!然而……”，话语极短，两字一顿，体现着封建老爷的威严，又体现着老学究的身份，“可恶”之后“然而”莫名其妙地一转，很有些装腔作势莫测高深的意味，反复使用(第二次两词拆开使用)，就把鲁四老爷冥顽的不平(什么人、什么事都“可恶”)、病态的尊严、深掩的自私和深刻的虚伪都表现出来了。
三、展示人物心底的波澜。小说在描写“我”的内心世界时，也充分运用了反复。“说不清”这三个字，一共反复了六次。当祥林嫂猝然向“我”询问灵魂的有无、地狱的有无时，“我”“惶急”之中回答“也许有罢”、“就该也有”，由于怕担不是，又改口说“说不清”，甚至连说两次，一个良知未泯的读书人既不愿让人失望又不愿哪怕是善意地欺骗人的矛盾心理得到了揭示。离开祥林嫂，逃回四叔家后，他仍是担心自己的话会导致不祥的后果，心里“不安逸”，小说花了很大篇幅写了“我”的心理活动，“说不清”反复四次，连缀起“我”复杂而特殊的心理轨迹：如果祥林嫂发生不测，“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自责)——不过，已经用“说不清”推翻了先前的话了(自慰)——“说不清”极有用，遇事用“说不清”作结便可摆脱干系(自幸)——怀着不祥的预感，不安愈加强烈，担心事情竟如所料(自惊)——听到死讯虽说有些负疚，但再用不着拿“说不清”为自己辩解了(自宽)。另外，“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反复两次，第一次表明了“我”对鲁镇和鲁四老爷的绝望——忍受不了令人窒息的环境和令人憎恶的人物；第二次是因为不祥预感的压迫，表明了“我”幻想以逃避来摆脱良心上的不安。反复，表明“要走”的欲望愈来愈强烈。
四、反衬生命衰颓的迅忽。还有一处反复，就是祥林嫂先后两次死了男人又先后两次出现在鲁镇时的服饰描写。第一次小说是这样写的：“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第二次的描写与第一次无异：“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这个反复有三重意义，其一，“白头绳”表示其新寡；其二，突出祥林嫂的极度穷困，几年过去了，她出来当女佣还是那一套行头——“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其三，反衬祥林嫂身心状况非同寻常的恶化，这要联系下面的面部描写看，她脸色与几年前一样“青黄”，但原来红的两颊却“消失了血色”，“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衣物本是要逐年残破的，然而相比之下，人衰老的速度却远远比衣物残破的速度快得多(衣仍是那衣，人却不复是以前的人了)，可见夫亡子夭等一连串的生活灾难，对祥林嫂的打击是多么巨大。我以为这第三点是反复最重要的用意。
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祝福》正是一篇“探不到底”的作品，我们无论从多么小的角度去“探测”它，它都是让人咀嚼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