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沈从文小说的结尾艺术
作者：吴道毅
一、开放式结尾
顾名思义，小说结尾就是小说故事的结局。而就内容而言，小说结尾“是对读者头脑中有关小说内容产生的疑问所作的圆满解答或故意不解答。”[1]小说故事一般由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等几个部分组成。而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作为故事完结的“结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小说结尾艺术而言，沈从文一方面广泛吸纳了现代小说的艺术精神与思维方式，注意克服传统小说结尾艺术形式与思维方式的局限，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多方试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效。他的小说结尾不仅灵活多变，种类繁多，富于艺术形式的创新，而且从结构上展现出现代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开放式结尾是沈从文小说的一大亮点，并展现现代小说的鲜明叙事特点。开放式结尾与传统小说的“收束式结尾”或“封闭式结尾”相对应，是一种在小说结束时不明确交待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的结尾方式，常为现代小说家所使用。在现代小说家看来，生活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小说的故事情节也是没有收束的，所以对小说结尾的处理应该贯彻开放性思维，展示生活的不确定性或多种可能性。沈从文吸收现代小说家的写作思想，在自己的小说中积极尝试使用开放式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是这种结尾的突出例子。试看下面引文：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这便是《边城》的结尾。从话语的表述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小说结尾。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给读者建构了一座人性小庙，展示了湘西少数民族纯朴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因此带有浓厚的农耕社会的田园牧歌色彩。然而小说中却贯穿着主人公翠翠与傩送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并让读者从他们的爱情故事中感受湘西边地人民朴素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理想。早先，对英俊、健壮、质朴的傩送，翠翠满怀着初恋朦胧的幸福，憧憬着美好的生活未来。傩送对善良、美丽的翠翠也是一往情深，并以要渡船不要碾坊的态度向翠翠展示超越世俗的真爱。然而，生活的变故却给二人的爱情带来了波折。哥哥天保的命丧险滩导致傩送疏远了翠翠，并远走他乡。翠翠也在惟一的亲人外公去世后情感上变得孤寂无援。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因生活的变故走向变幻莫测。作者因此对其安排了两种可能性结局：因傩送赌气永远不能团圆或者二人旋即重归于好。
在其他一些小说作品中，沈从文也尝试了不提供明确答案的开放式结尾。如《夜渔》在夜渔的风俗中呈现湘西少数民族两兄弟向仇家复仇的故事，然而他们的复仇却在哥哥挥刀劈击水蛇、弟弟拾取一束憔悴的花中宣告结束，他们能否复仇及如何复仇却让读者难以明了。《如蕤》写青年女子如蕤与男友三年多相爱的情感交往，但小说结尾却是如蕤在西山的旅馆里留下纸条与男友不辞而别，似乎要割舍二人之间的情缘，处在爱与不爱之间徘徊……
对沈从文来说，开放式小说结尾并不仅仅意味着对艺术形式的追求。相反，它却是建构小说话语或谋求小说叙事张力的重要手段。《边城》中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由于经受生活的波折而显得扑朔迷离，既喻示着人类对命运的不可知性，也透示着作家对人物命运或生活演变轨迹的复杂理解。《如蕤》中如蕤在与男友的情感中摇摆不定，表现了如蕤情感与理智的深刻矛盾。于是，生活中的这种复杂走向与矛盾在沈从文小说中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意义张力。这种结尾还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吸引读者对小说意义的建构。这是开放式结尾的又一艺术魅力。
二、逆转式结尾
逆转式小说结尾也叫“突转”式结尾，具体表现为“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或故事发展的结局突然转向与情节表面指向相反的方向”[2]，因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是大家公认的这种小说结尾的代表，所以又叫欧·亨利式小说结尾。像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所写妻子卖掉头发为丈夫买表链，结果却是丈夫卖掉了金表为她换来装饰头发的梳子，《最后的常春藤叶》所写濒临死亡的年青女画家因为看到老画家在墙上所画的绿叶奇迹般存活，《警察和赞美诗》所写流浪汉立志重新做人时意外被警察抓进监狱，等等，正是逆转式小说结尾的典型。逆转式结尾一方面显示小说故事或人物命运具有“出人意料”的偶然性、反常性特点，一方面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带有生活的必然性。沈从文受欧·亨利等外国小说家的影响，同时也坚持以辩证、复杂的眼光看待生活，在自己小说中大量采用了逆转式结尾。
小说《丈夫》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以湘西民族地域生活为背景，写乡村贫困夫妇的生活故事，主线是丈夫从乡下进城去探望在城中当妓女养家糊口的妻子。初到之时，由于妻子卖身为了养家糊口，加之老鸨对其以贵客相待，丈夫对妻子的卖身举动似乎习以为常，因此他进城看妻子的感受就如同走亲戚一般，脸上挂上了笑容，没有察觉到尊严的受损。但小说结尾所展示的最终结果是：
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
丈夫突然带着妻子悄然离开城市回到了乡下——这种情节急转的结局无疑是作品中的水保以及鸨母大娘等都没有想到的，也是许多读者所无法预料的。
逆转式结尾在沈从文小说中用得较为普遍。比如，《媚金、豹子和那羊》中真心相爱的白脸苗女子媚金与凤凰族男子豹子却最终因误会而双双殉情，《贵生》中贵生与金凤的婚事虽水到渠成，却因五爷强娶金凤而告终，《牛》中老牛伯千方百计救治好的牛最终被衙门征走，《大小阮》中的小阮多次大难不死却在唐山出奇身亡，《三三》中三三暗中相爱与期待的城里人最后却因肺病“意外”去世……
在沈从文小说中，逆转式结尾并不是作家主观上的有意设计，以期让读者获得阅读上的奇异效果，而是体现了作家对生活发展必然逻辑的认识与把握，并引发读者深思。比如，《丈夫》中的丈夫之所以带着妻子老七回到乡下，说到底在于他人性意识的觉醒。当大兵当着丈夫的面与他的妻子逐欢买笑之时，当有权势的水保要丈夫带信让自己的妻子去作交易的时刻，丈夫在承受精神屈辱中不断地唤醒了做丈夫的尊严感，并最终做出了带妻返乡的坚决举动。而这一举动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三、悖论式结尾
所谓悖论式结尾，就是小说中的结尾与实际生活是相矛盾的，按常理应该这样，但结果却是那样，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的情况。在沈从文小说中，悖论式结尾与开放式结尾一样，也是一大亮点，并体现了沈从文小说叙事艺术的一大特色。
《萧萧》的结尾堪称典型的悖论式结尾，不妨引出原文：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年纪十岁，已经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的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萧萧》主要讲述湘西地区在汉族文化影响下娶童养媳的故事，这段引文便是小说的结尾。当初，十二岁的萧萧嫁给年仅三岁的小丈夫家，做童养媳。受长工花狗的勾引，十四岁后的萧萧与花狗偷情生下了私生子，因违犯族规险些受到族人沉潭处死的惩罚，酿成生活悲剧。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若干年后，当萧萧的儿子牛儿长到十二岁时，作母亲的萧萧却又给儿子娶了年龄大儿子六岁的媳妇，致使这种女大男小的童养媳婚姻在下一代身上继续上演。
这种悖论式结尾还表现在《阿金》、《八骏图》等作品中。《阿金》描写鸦拉营的地保一心要为“预备与寡妇结婚的阿金进言”，让阿金慎重考虑婚事。但小说结局却是阿金在答应考虑的那一天里阴差阳错地走进了赌场，输光了钱财，以致婚事落空。地保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阿金，然而结果却是害了阿金，毁掉了阿金如意的婚事，真可谓事与愿违。《八骏图》结尾所写七位患有心理病症的审视者或批判者——“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即达士先生也“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更是充满了悖论。
悖论式结尾同样体现了沈从文对生活矛盾的洞察，同时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张力。《萧萧》的结尾显示了历史的无限恶性循环。一方面，女大男小的童养媳制度曾造成了对萧萧人性的莫大压抑与青春的严重损耗，是制造萧萧背叛小丈夫红杏出墙生活闹剧的“始作俑者”，甚至险些导致萧萧母子被沉潭处死的生活悲剧；另一方面，从萧萧身上形成的上一代人的生活悲剧并没有被人们所醒悟，相反，他们却在一场风波过后，习焉不察地重复起原来的悲剧性生活方式。其中，尤为深刻与令人不解的是，由于时代原因，作为当事人与受害者的萧萧，也没有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产生丝毫的觉察，以至于充当了新一轮生活悲剧的参与者与不自觉的施害者。如此种种，不仅反映了萧萧及其家人、族人思想的愚昧与麻痹，也内在地揭示了这种思想愚昧、麻痹与他们的生活悲剧之间的必然性因果关系。《八骏图》中达士的患病，则揭示了都市知识分子都市“阉寺症”的普遍性，并深刻地体现了沈从文的自省意识或自我批判意识。
参考文献：
[1][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11页。
吴道毅，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