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喜”字的构形及文化蕴涵探究
作者：周福雄
一、“喜”字构形及其文化蕴涵探究
《说文·喜部》：“喜，乐也。从壴从口。”郭沫若《卜辞通篡·世系》：“壴，乃鼓之初文，象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喜，乐也，从壴从口。壴象陈乐立而上见，从口会意，从口者笑下曰喜也。”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闻乐则乐，故从壴；乐形于谈笑，故从口。”可见，“喜”本义为高兴、快乐，即击鼓欢笑之意，从壴从口会意。如《诗经·郑风·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其中“喜”字便用其本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象形的“壴”字和“口”字到会意的“喜”字，作为文字内容承载形式的字形，本身就已成为汉字文化蕴涵的一个很好的镜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快乐，高兴），再加之生产力水平及社会文化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先民当然很难用具体客观的形象把它描绘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以自己及广大群体成员早已熟悉的，并与所指新事物（快乐、高兴）联系密切的东西（“壴”和“口”），再融入自己的经验和想象，从而创造出能指代所指的新事物，并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新汉字（喜）。因此，造字时代特定的社会文化信息便在所造的汉字中很好地体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喜”字构形中体现出来的“壴”（鼓）与先民生活紧密的联系，也可以想象出造字时代特有的文化生活场景。同时，它也体现了汉字发展过程中由“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到“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巨大进步，印证了汉字发展过程中“自象形指事，以至会意谐声，而文字之体备矣”的历史进程。
二、常用的含“喜”字词语及其意义中的文化蕴涵探究
常用的含“喜”字词语在普通话中并不算特别多，如词源（1979年）中，“喜”字头词语共收入22条；《现代汉语词典》（2006年）中共收入“喜”字头词语39条。归纳起来说，诸多含有“喜”字的词语，其中“喜”字所代表的意义大致也就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表示“高兴，快乐”，这是“喜”字的本义；二是作动词表示“喜好”之意，如《诗经·小雅·彤弓》中的“我有嘉宾，心中喜之”；三是作名词表“可庆贺的事，吉庆的事”，如《周礼·秋官·大行人》中的“贺庆以赞诸侯之喜”；四是表示“适应于”之意，如宋苏轼《格物粗谈》中的“松喜干，桧喜湿”便用此意；五是特指妇女“怀孕”。我们不难发现，“喜”字的第二、三、四种意义都是由“喜”字的本义引申而来，且前四种意义都为古今常用意义，自然，也就难以体现某个时代独特的文化蕴涵。但第五种特指的意义却是值得我们探究的。尽管该意义在古今汉语口语中也为常用意义，如《红楼梦》第十四回便有“叫大夫瞧了，又说并不是喜”，现代汉语口语中也常用“有喜”特指“怀孕”，但二者显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词汇意义的比喻或引申，而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在汉语口语中具体的体现。
笔者以为，用“有喜”特指“怀孕”，既是人们在不能分辨弄璋、弄瓦之喜的情况下一种简单而笼统的代称，也从侧面折射了古代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尽孝道、重后嗣的传统思想。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怀孕”当然就是一件莫大的“喜”事！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中外语言中普遍存在，并在我国言语交际中源远流长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禁忌。吕叔湘先生在他的《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中谈道：“在现代人意识中，忌讳是因为‘言之不雅’，但历史地说，‘塔布’（笔者按：“塔布”即禁忌Taboo）跟语言拜物教是一个来源，都是对自然界的不理解，‘不理解自然导致了恐惧，恐惧产生了迷信’。超自然的神力，表现在外界的水、火、风、雷，表现在人生的生、老、病、死。特别是两性相交产生的新的生命这件事引起极大的神秘感。性器官、性行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与此有关的月经怀孕之类也是说不得的。”显然，用“有喜”特指“怀孕”也经历了一个“由于不理解自然并导致恐惧”而产生语言禁忌到“由于言之不雅”，“避俗求雅”而产生语言禁忌的变化过程。这与有的学者提出的“耻恶词语禁忌”中的“避羞耻语讳”是完全一致的。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人们还常用“有了”、“有身子”来替指“怀孕”，就更体现了人们“避俗求雅”，在口语交际中竭力回避“羞耻语”，而追求隐晦、委婉表达方式的态度和文化心理。
但另一方面，与上文中用“有喜”特指“怀孕”所显示的人们这种“避俗求雅”，注重语言禁忌的心理相一致的是，诸多含有“喜”字词语所蕴含的人们在语言表达中“避凶趋吉”，追求完善，对文字充满迷信和崇拜的文化心理。
人们对文字的崇拜是从汉字创制之初就有了的，而文字崇拜的极端就是文字迷信。这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因为文字产生后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就如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一书中所说的“人们把人类的全部成就都看作赐来之物”而产生的敬畏和神秘之感了。《淮南子·本经训》中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北宋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中谈道：“吾每读圣人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移用也。”这些无不显示了人们对文字的崇拜和迷信的心理。再深究其原因，便是“语言所代表的东西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根据原始信仰，都相信与语言本身是一件东西，或与语言保有交感的作用。因为这样，所以一些表示欲望的词句，一经说出，便算达到了目的，与一般的呻吟、惊叹、挥手、槌胸顿足等自足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文字本是将语言由着听官移来视官的东西，所以对于语言的迷信都可移到处置文字。然因文字比较有形可见，所以对文字迷信更深。”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通过文字能推知人事的吉凶祸福，如民间盛行的测字占卜之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样，自然也就促成了人们避凶趋吉，追求吉祥文字话语的文化心理。笔者认为，这也正是诸多“喜”字词语产生的缘由及其承载的文化蕴涵。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收录的喜车、喜果、喜酒、喜联、喜糖等词语皆特指结婚时所用之物，但“喜”字本身却并无“结婚”之意。显然，它所要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人们这种追求吉祥的文字崇拜心理。再如喜丧、黑白喜事等词语，不仅包含了语言避讳的文化传统，而且更体现了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甚至连喜鹊（又名干鹊、鹊）、喜蛛（又名蟏蛸）等名称的由来也应是民间传说（民间认为二者皆属能报喜兆祥之物）与人们这种文化心理相结合的产物。
三、“喜”字在特殊语用中的文化蕴涵探究
此处所指的“喜”字的特殊语用主要指人名、店铺名、商品名中常用的“喜”字和民间举行婚礼时在门窗上粘贴“囍”或“喜”字的习俗。为表达方便，本文暂将“囍”也作为一个汉字处理。如前文所述，缘于对文字的迷信和崇拜及追求完美的文化心理，人们自然而然地注重人名、店铺名、商品名的用字传统是不难理解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已经把人名、店铺名、商品名分别同个人命运、店铺的经营状况、商品的销售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当然就是“人如其名”，“财运亨通”，“生意兴隆”。古人起名如颜之推在《颜氏宗训·风操》中所说的“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屈原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中也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可见，这或许也正是众多古今名人及普通民众改名换字的主要原因！同样，对于一个新店铺开业，新产品上市，取一个人们认为能够带来好运和喜气的名字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此，“喜”作为人们心目中一个很吉祥的文字，自然就成为人们在取名时（包括人名、店铺名、商品名）一个很好的选择。人名如《白毛女》中的“喜儿”，《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甚至连韩国著名影星金喜善的中文译名也选用了“喜”字；商品名如“喜之郎果冻”、“报喜鸟服饰”、“登喜路服饰”都是人们所熟知而响亮的商品品牌。
而在我国的民间风俗中，人们在举行婚礼时往往喜欢在门窗和嫁妆上贴上红色“喜”或“囍”字的习俗也由来已久。笔者以为，此举不仅烘托了喜庆的气氛，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祝愿，同样体现了人们这种对文字的迷信和崇拜的文化心理。此外，“囍”字的起源还与民间传说的北宋王安石以一副对联而金榜题名并喜结良缘的传奇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王安石因为用赴京师汴梁赶考途中一马姓人家招婿用的半副对联“走马灯，灯走马，灯息马停步”对出了考场上主考官拟出的上联“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而金榜题名，又用主考官拟出的半副对联对出了马姓人家的上联而喜结良缘。欣喜之余，王安石挥笔写下了连体的“喜”字贴在门上，谓“双喜”临门之意，并从此流传下来。该故事的真假尚无考证，但其已成为“囍”字文化蕴涵的一部分却是不可否认的。此外，作为民间俗体字的“囍”，尽管从未被广大专家学者认定为一个通用汉字，但这却丝毫不影响它在民间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还在于它所蕴涵的深刻的文化内涵——除了喜庆、吉祥之外，还寄托了人们祝愿新人喜事连连，成双成对，比翼双飞的美好祝愿。
周福雄，高校教师，现居湖南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