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交友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影响
作者：张晓东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交友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成果，在诗歌、词作、散文等方面成绩斐然。另外，他还写了医学方面的著作《传信方述》二卷，便是在与柳宗元共同研习医药的基础上，在道州刺史薛景晦寄来的《古今集验方》十卷的鼓励下，刘禹锡把自己搜集到的五十余方编集而成的。其古文《大论》二篇，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也占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三、交友促进了创作风格的转变
刘禹锡创作风格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即由前期的激进遒劲转为后期的冷隽闲适。
刘禹锡诗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前期自永贞元年（805）至宝历二年（826），即诗人谪居朗、连、夔、和四州时，后期自宝历二年至会昌二年（842），即诗人晚年居洛阳及三任上州刺史时。以讽刺诗为例，刘禹锡前期的诗作针对性较强，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具有鲜明的爱憎。如《飞鸢操》“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辛辣地讽刺了权贵们的外表威风而内心鄙劣。刘禹锡有诗云“饱霜孤竹卢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正可看作他前期诗作的基本倾向与特征的鲜明概括。而刘禹锡后期的诗作则含蓄而内敛，正如其诗所云“心如止水鉴常明，见尽人间万物情”。如《金陵怀古》“《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曲折而含蓄地指出唐代的统治者依然沉溺于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亡国之君的后尘，其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境遇日安与国势日危是导致刘禹锡创作转向的主客观原因。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刘禹锡诗风的转变与其交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譬如，裴度曾以联句的方式规劝刘禹锡不要继续热衷仕宦：“不归丹掖去，铜竹漫云云。惟喜因我过，须知未贺君。”而白居易则说：“可怜闲气味，唯欠与君同”，希望刘禹锡赶紧解官闲居。再从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来看，他后期的作品已由写民生疾苦转为写贵族的闲情逸趣，由关注社会时弊转向叙写身边琐事。此时刘白唱和已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了。另外，刘禹锡在太和七年把他与令狐楚唱和的诗歌编为《彭阳唱和集》，并写了一篇“引”，称令狐楚“贵为元老，以篇咏佐琴壶，取适于闲宴，锵然如朱弦玉磐，故名闻于世间”。可见，刘禹锡后期的交友中，这种意在劝勉的联句和志在闲适的唱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并最终促使他完成了创作风格上的“由精锐转向含蓄”这一重大转变。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交友与创作是紧密相联的。他的交友是创作的前提，也为刘禹锡创作的不断开拓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他的创作则是交友的反映，也给刘禹锡的交友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交友与创作又是贯穿始终的。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在“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的不懈追求下，在交友与创作的双向促动中，造就了一代“诗豪”；而他交友与创作，也必然会如白居易所云“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哭刘梦得尚书二首》），永远彪炳史册！
张晓东，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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