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道士塔》的两重性
作者：崔 雁
但也有人认为《道士塔》在叙述风格上有违散文的基本特征，把散文当小说描写，用虚构代替了写实，用主观想象代替了历史真实，很容易让学生染上散文虚构的毛病；在思想情感上尖酸刻薄，书生意气，视角变幻太快，观点正说反说，不易引导学生读懂文章主旨，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把握人物的性格形象。
为什么《道士塔》入选高中语文教材会有如此争议？我认为，这都因为《道士塔》有诸多的两重性。
一、《道士塔》叙述风格和思考视角上的两重性。
《道士塔》是典型的余秋雨散文模式——“链环式结构”，即把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根据不同的需要切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集体，彼此相连又各具独立性，随叙述的演进不断推进感情的深化。《道士塔》由塔写到人，由人写到事，由事写到史，由史写到情，由情写到思，像链条一样环环相扣，层层演进。但它也有着藉史抒怀散文的传统手法，如“珍珠一线穿”、“形散神不散”、“藉史抒怀”、“以史观今”、“以小见大”、“夹叙夹议”、“对比反衬”、“有详有略”等等。《道士塔》几乎都运用上了这些散文写作的传统手法，只不过在散文叙述的传统模式上采用链环式结构，在叙述风格上大胆尝试创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合理虚构和艺术加工。
如描写王道士用石灰粉刷敦煌莫高窟壁画，用铁锤捣毁洞窟雕塑垒建天师灵官，王道士发现洞窟经卷，并送往官员审看，王道士的品位、受骗及送客的情景，都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十分精彩，有很强的现场感和感染力，仿佛作者就在现场，也让读者恍若身临其境。正是这种类似小说的合理虚构和艺术加工引来了争议，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道士塔》的思考视角也是独具匠心的，挺像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诗歌中的“跳跃思维”。《道士塔》时而由今寻古，时而由古映今，古今时空自由转换，时而出于民族尊严，时而站在学术角度，思考视角灵巧变幻，这不仅丰富了作者的多视角审视、多层次思考，而且拉近了读者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心灵和时空的距离，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如经其事。如“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历史的审视角度；“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民族悲剧的思考；“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为王道士辩护；“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文物盗贼的得意心态；“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学术研究的角度；“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对腐败社会和黑暗官场的鞭挞；“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中国专家的心态；“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日本学者的看法……
这些思考视角不断在变换，造成了目不暇接、摇曳多姿、正反交替、五味纷杂的效果，但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理解确实增添了难度和深度。
二、《道士塔》主体意识和思想感情上的两重性。
余秋雨的散文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强烈的主体意识，也就是“感性体验”。他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散文，让“我”在散文中嬉笑怒骂，歌吟鼓呼，与古人面对面交谈，与历史事件正面撞击实话实说，因而激情喷发，魅力四射，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道士塔》的主体意识更是强烈鲜明，直抒胸臆。如写完王道士粉刷石窟壁画、砸毁千年佛像后，作者写道：“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在这凄切的乞求和愤懑的呼喊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热爱。
再如，在引用一个当代诗人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诗句后，作者写道：“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作者愤懑激昂之后，笔锋一转，发出浩叹，令人震颤，情感的痛苦顿时转为思想的痛苦。
作者主体意识强烈鲜明，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忧愤调侃尽情宣泄，使得思想感情也呈两重性喷发出来，一种是爱憎分明的，另一种是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的。
如：“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这是典型的反话正说，表面上是敬佩这些文物盗贼的冒险牺牲精神，其实是在嘲讽他们盗窃中国文物的疯狂与无耻。
再如：“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这也是反话正说，虽然在写文物盗贼们的学术成功与辉煌，实干精神的可敬可叹，但仔细琢磨，不难揣摩出作者对文物盗贼的鄙夷愤懑之情，作者是在用曲笔讥讽揭露文物盗贼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暗示他们的实干精神其实就是强权霸道，就是巧取豪夺。
由于作者主体意识和思想感情上的两重性，使得情感曲折复杂，观点正反交错起来，对于涉世不深、读史不精、悟性不强的学生而言，往往会造成思想混乱，理解偏差，以致有学生读《道士塔》后感叹：是这些外国学者挽救了敦煌文献啊！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实干精神是值得我们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啊！在这点上，教师是应该特别重视，讲深讲透，正确引导学生的。
三、《道士塔》人物形象和道德评价上的两重性。
《道士塔》着重写了两个人物：王道士和斯坦因。对他们的形象刻画和道德评价也是具有两重性的。作者摈弃了传统散文写人物脸谱化、图解化、归类化等弊病，而是客观公正、按照生活逻辑和历史脉络去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让他们活生生、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譬如写王道士，作者既谴责他，“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又同情他，“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既辛辣讥讽他，如王道士粉刷敦煌壁画、捣毁千年佛像等黑色幽默似的描写，又为他开脱辩护，如写王道士如何长途跋涉将文物送到官府，而官员们并不重视，“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而是窃入私囊，或拿去巴结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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