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古代文化常识与语文教学
作者：朱 颂
大家都讲我们是礼仪之邦，其实现在不要说是礼仪之“邦”，就连礼仪之“校”、礼仪之“家”恐怕都很少见到了。孩子们在外边都是比父亲的权势，而不是比知识。比如在冯巩用天津话演出的一部电影中，一群孩子中的两个争夺乒乓球，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A：“你爸管多少人？”
B：“我爸管四十多人。”
A：“那你下去！我爸管三百多人。”
B：“你爸嘛级？”
A：“我爸嘛级啊？”
C：“你爸没级。”
B：“你下去，我爸正处！”
由于基础教育没有抓好，孩子们只好比父母的权势，而不是讲和睦相处、团结友爱、热心公益等。今年向四川灾区捐钱，我们的老师自己也不是很富有，但是上千元地捐，很让人感动。还有的班主任老师多次给贫困学生捐钱，而且不让点名表扬。所以我感觉人间有真爱、有大爱。这说明我们的仁爱教育、友爱教育还是有基础的。我们应该有信心通过全体同道的不懈努力，恢复主要的、良性的礼仪。
在这个方面，我们真的要向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学习。1999年，汉城艺术学院有一位导演带我们去看他的一个学生在汉城开的酒吧。我们到的时候学生早已在路边迎候，见到老师就站在路边向老师鞠躬，当时看了之后真的是很感动啊！礼仪在邻家啊！唐宋以后，韩国和日本一直从中国买去很多诗集和著作，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失传的著作在日本和韩国都有保留。我想，通过基础教育和文化常识教育，该捡回的礼仪要捡回来，该让学生掌握的文化常识，还是要体现在我们的课本里、体现在我们的常规考试里、体现在我们的高考里，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称谓方面的知识也很重要。曾在中央美院进修过的的几位搞美术的朋友说，那里的学生都称老师为“先生”了。这里涉及到社会语言学的问题。多数情况下，如果称某位老师为先生，就表明他们不是师弟关系——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因为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关系往往就称老师。以前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中也谈到类似例子。有一群研究生和一位老师在一起讨论，有的称老师为“先生”，就表明这些学生跟老师的关系有点远，但其中有一两个学生直接称“老师”，他们就是这位老师的直系弟子。像这些知识，我们一般的老师和学生都不太懂。有的我教过的学生称呼我的职务，我就会告诉他，“你是我教过的，应该叫我老师。”当然对外又是一回事，就像蒋介石在正规场合被称为“委座”，但黄埔军校毕业的就叫他“校长”。据说，古典文学名家程千帆先生的学生蒋寅，将其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赠给程先生时，程先生便指出其题赠“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有不妥之处：“像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诲正’”。从一个人使用的称谓来看，可以看到他的知识结构，专业修养，甚至还可以看到他交往的圈子。这些属于我们的基础的礼仪常识。主要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与传统的教育脱节了，导致大家都忽视了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大面积地让礼仪这块园地荒芜了，现在应该去耕耘它，把一些珍贵的树种、草种、花种，重新种植起来。通过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让国家和民族的人文气息、文化素质得到大面积的恢复与高品位的提升。
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应体现在衣食住行上。有一次我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聂珍钊教授交谈，聂教授谈到，在英国剑桥大学有专门供教授们散步的花园和用餐的地方。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尊重知识的表现。为什么人们讲到英国伦敦就会想起绅士风度呢？因为那里有很多得到世界认可的规矩。我有一次对学生讲，穿衣服要讲究规则，如果不打领带的话，衬衣的第一颗扣子要解开，第二颗扣子必须扣上。要看香港、台湾、日本的教授和我们内地的教授有什么区别，从衣着服饰上就可以看出来。香港的教授即使大热天他们的袖口也都是扣得整整齐齐的。我有一张内地学者和台湾研究老庄的著名专家陈鼓应先生的合影，我让学生看照片，猜哪一位是陈先生，学生从衣着上一看就看出来了。衣着第一要整齐，第二要清洁，这两点要保证。我现在给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做班主任，就对他们强调说，“你们是文学院里最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要求你们第一要整齐，第二要干净。”这也就是礼仪。有时候我们坐公交车，前面的人没有洗发，风一吹，头上的气味儿就往后飘。有的人头发、衣领上都是皮屑，极不雅观。也有的体味儿比较重，车厢里的空气都给破坏了。这些首先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跟上来，其次是个人的卫生习惯没有讲究好。以前报道过日本的中学盛行“晨波”现象，所谓“晨波”就是早晨的香波，日语发音是シャンプー，意思是洗发水，就是学生早晨都要洗发，口腔有异味的也要嚼口香糖或是喷雾。因为一个人同别人谈话，如果口腔有异味儿，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在日常生活礼仪方面，我再举个韩国的例子。在汉城，我亲眼见一个吸烟的老师，站在校园的垃圾桶旁边吸烟，把烟灰弹在垃圾筒里，抽完烟后把烟头灭了然后再走开。你看我们中国，从校长到教授再到学生，一个个在校园边走路边抽烟，烟灰到处弹。从礼仪上讲，这个行为是不规范的。还有我们喜欢在大街上、在车上吃东西，实际上，在公共场合吃东西也是不礼貌的。有一次我在莫斯科就看到有一个中国游客，穿着背心和拖鞋，在宾馆大厅里摇着扇子走来走去，这样的形象确实很不好。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讲授礼仪知识，人们从小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经常对学生讲，穿衣服的时候，内衣的袖口和领口是不能露出来的，让别人看到你的内衣，是不尊重别人的表现，是缺少礼貌的行为。掌握这些知识，对学生以后在国外生活，在高雅场合活动，都会有所帮助。
问者：罗教授，您说得太好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要充分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恢复了三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您认为这一举措对于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答者：我非常欣赏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尊重民意，恢复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我们这一辈人文革中过的春节叫“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必须上山植树一天，不允许初一在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是普通老百姓不热爱中国文化吗？不是。是谁不热爱传统文化？是谁斩断了传统文化的根呢？是执政者，是领导阶层，是当年奉行的指导思想。现在我们把很多东西归结到文化大革命，其实文化大革命只是集中表现而已。不是老百姓不要传统文化，而是高层领导不要传统文化，相当多的高层领导人毁弃传统，造成了今天的结果。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十多年了，我们在礼仪方面该恢复的东西还没有恢复。通过这三个节日的恢复，我想至少说明官方也慢慢地认可传统节日的重要性了。如果连形式都没有，哪会有内容的存在呢？我觉得这三个节日还不够，还应该增加一些，像元宵、七夕和重阳。其实多几个节日会让民族精神更加凝聚，民族心理更加强化，民族文化也会更加丰富多彩。本民族的节日多了，洋节相对的就会淡一些。如果本民族没有自己的节日，那就只好都是洋节。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王小波曾写到，“五一”在我们这里放假，全国过节，但是他坐飞机到国外，走出机场，发现到处冷冷清清，没有人过“五一”。是的，在国外没有人过“三八”、“六一”这样的节日。实际上这些是革命化节日，我们不是说不过这样的节日，而是说两边都要兼顾，革命化节日要，传统节日也要要，传统节日里包含的走亲访友、子女看望老人等相关的礼仪就会得到恢复。我想通过你们的宣传，让更多有类似想法的人去讲，去引导，去做，虽然范围很小，但是慢慢地形成一种共识之后，就有可能会强化一些。
问者：您生动的讲解使我们很容易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人际的交往、心灵的沟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朱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本文编校：洪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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