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古代文化常识与语文教学
作者：朱 颂
问者：罗漫教授，您认为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古代文化常识还具有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吗？
答者：很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让我先举一个例子。中央电视台名嘴之一的朱军，在做节目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他在谈话时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件事一度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他对称谓中的敬称和谦称没有弄清楚，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信息时代书信用得少了，我们更应该谨慎，对很多常识都应该了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不少人要到外企工作，甚至到一些国际机构工作，他们不光要适应世界通用的规则，同时也还要去展示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展示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如果这些年轻人连本国的母语的常识都欠缺的话，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甚至会对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产生某些负面的影响。
在礼仪方面，韩国、日本两个邻国对传统的东西比我们重视得多，也保留得多。台湾和香港也是这样。有时候你会看到韩国、日本有很多做法，其实就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他们是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学去的，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他们还将这些传统保留得比我们好呢？经常有人说，国内的现状是因为受到了现代观念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不去注重传统了，我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要讲现代化，香港、台湾、韩国、日本比我们更加现代化，为什么他们的传统比我们保留得好呢？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大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现代化了，思想现代化了，就把传统的东西丢失了，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得另外找思路，另外找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官方不重视。官方不重视就体现在我们的教育上。我们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灌输的都是革命化教育，传统文化常识的教育讲得很少，甚至完全不讲。但是革命化不等于现代化。革命这个词的分量是很重的，“革命”就是把传统的“命”给“革除”掉，不允许存在，所以强调要跟“封、资、修”作彻底的决裂。在决裂的过程中，传统中有益的和腐朽的、永恒的和过时的，通通被一股脑儿废弃了。
今天，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我们都应该强化古代文化常识的教育，尤其是要强化礼仪教育。前两天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参加教育硕士的论文答辩，一位老师在论文中提供了一个数据，某年的“楚才杯”作文竞赛，有四千多学生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妈妈写成恶妇。事实上可能他妈妈给了他很多爱，但是他为了感动评分人，为了得高分，就故意编造情节，丑化自己的妈妈。孩子们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由于辅导老师这样教，至少是这样暗示过。这一现象，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出了大偏差。很多大学老师在评高考作文的时候，也发现不少学生写“自强”方面的题目时，故意编造虚假的东西，说自己父母大病、或者遭遇车祸甚至父母双亡，然后写自己如何在艰难困苦中自强不息。看第一份时非常感动，看第二份第三份已觉内容失真，看到第十份就非常倒胃口。这说明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中学生在高考的时候，在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要故意给亲爱的父母双亲设计这样一个恐怖的命运呢？首先是对父母的大不敬，完全没有一点儿感恩的意识。你知道吗？——《世说新语·政事第三》的第一条讲述了一个故事：陈仲弓作县令时，一个小官吏谎称母亲生病而请假。发现真相以后，陈仲弓下令杀死这个小官员。别人建议应该再看看这个人还有没有其它罪行再说。陈仲弓说：“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他反问：还有什么罪恶能够超过“不忠不孝”的吗？这件事放在“政事”的第一条，可见古人是如何重视尊敬父母的了。所谓“天地君亲师”，表明他们都是最高层级的尊敬对象，是享受香火和礼拜的供奉的。我们虽然不同意古人仅凭这一错误就杀人的做法，但也不能随便编造父母不幸甚至死亡的故事，想一想，这跟诅咒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个涉及到文化常识的突出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大学生甚至个别的研究生连请假条都写不好。不但不写“尊敬的某某老师”，甚至连“老师”俩字都不写，直接就是“我今天病了，请假两节课”，然后大笔一挥，在落款处签上他或她的大名，前面也不写“学生”二字。看了真让人悲哀，像写“假条”这类知识，在中、小学里就应该学习并掌握的，但是一些学校只追求升学率，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忽视基本知识的传授。少数从二线、三线城市考上来的研究生，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怪不得前两天武汉大学的於可训教授，在黄冈师范学院的一个会议上愤愤然地跟我说：现在有些博士生的水平，不过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专科生水平。於教授这样说，我认为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有一次，我到华夏理工学院同一个管文科的主任交流，他说现在的学生读大学了还不会写应用文，建议我编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其中要有一半内容涉及应用文。我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因为这是把中学教育的内容，拿到大学来完成。中学是打基础，大学是提高，但缺乏基础知识，能提高吗？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学生质量一再下降的主要原因。
大学教师自身的古代文化常识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中国古代有一个专有名词“悼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解释为：“悼念死去的妻子，也指死了妻子。”“悼亡诗”则是专指怀念自己亡妻的诗。可是现在有些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教授，甚至个别古典文学教授，就把那些怀念亡友的诗叫做悼亡诗。有一位老先生送了一本书给我，书中把毛主席“吊罗荣桓”的诗说成“悼亡诗”。错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悼伤诗”。从该书的引文可以看出，错了的教授不只一个两个。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弄错了，可见对古代文化常识的陌生。有时候我想，靠一些古典修养不够好的专家来研究毛泽东诗词，九天之上，老人家知道了会很伤心的。再举一个例子，一位现代文学的资深教授写了篇文章提到“闻一多的令孙”。我们知道“令”是个敬词，只能用于跟对方谈话或写信的时候敬称对方，我们称对方的父亲为“令尊”，母亲为“令堂”，儿子为“令郎”，女儿为“令媛”。但是现在居然出现了“闻一多的令孙”这样的说法，这在港台地区的高校中恐怕是不会出现的。如果出现了，当事人的声誉和待遇将不无影响。
问者：您认为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目前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应该对中学生进行哪些方面的古代文化常识的灌输和教育呢？
答者：首要的是礼仪。现在我们的很多学生考试是高手，拼凑网上的文章也是高手，但是创新能力不行。这就影响到一整代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昨天我们学院进行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一位副教授非常生气，因为他把学生管严了，学生还不高兴。还有一位老师叫学生来谈论文，学生居然说：“我现在没空。”华中师范大学的戴建业教授就遭遇了这样一个学生：星期六他要戴教授给他指导科研论题，星期一要交。他的电话是：我在哪里哪里，你过来一下吧！戴教授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回答：“我要是不过来怎么办呢？”我们的礼仪教育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会考试的学生不懂礼貌。这样的学生将来能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吗？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再举个例子，去年，我给本科新生作开学典礼讲话，我提了三条，第一要学好中文，第二要学好英文，第三要学好礼仪，后来学生记者作报道的时候把第三条给删了，他们认为这个不重要，不需要学的。我看了后有点儿生气，我心想：“难道你把这条删掉了就是懂礼仪了吗？你对我的话不作完整报道，这本身就是非常不礼貌的，更何况我讲的就是礼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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