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
《阅微草堂笔记》研究述略
作者：吴 波 肖新华
“文革”结束以后，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逐步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术研究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对纪昀的研究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这十五年是研究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研究纪昀学术成就的文章仍然有增无减，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刘汉屏《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历史教学》1979年第7期），黄裳《关于“提要”》（《读书》1982年第12期）、王继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评》（《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通讯》1987年第3期）、来夏新《评〈四库全书总目〉》（《河南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5期）。但与此前所不同的是，对纪昀其他方面特别是文学成就研究的文章明显增多，其内容涉及到文学观念、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等各个方面。例如，纪昀的诗歌大多为应制诗，其创作的风格及成就多为学界所忽视。这一时期，许多学者比较关注他谴戍西域后所创作的反映边塞风土组诗《乌鲁木齐杂诗》，如王钟琴《谈谈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新疆日报》1980年第3期）、周寅宾《春风已度玉门关——从〈乌鲁木齐杂诗〉谈起》（《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庞务《纪昀赋诗唱屯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等。对纪昀文学观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张宏生《从〈四库全书总目〉看纪昀的散文观》（《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王先霈《封建礼教思想同小说艺术的敌对性——纪昀小说观评述》（《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徐光辉《从〈阅微草堂笔记〉看纪昀的小说观》（《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邵毅军《评〈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清文风观》（《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等。这一时期，对纪昀思想观念的研究较为深入，周积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四库全书总目〉与十八世纪批判理学思潮》（《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论》（《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4－5期），分别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纪昀对理学的批判、经学思想，继而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纪昀评传》一书，成为当代全面系统地研究纪昀思想的力作。该书凡三十余万言，两篇十二章。“生平篇”缕述了传主纪昀的生平事迹；“思想篇”深入全面地挖掘了纪昀的思想内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学者们多视角、多侧面研究纪昀的同时，《阅微草堂笔记》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首先，出版了一批校点精良的全本、选本。全本如汪贤度所点校的《阅微草堂笔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本以清嘉庆五年盛时彦合刊本为蓝本，并与其他各本一并参校，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本子。此本在1994年再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选本如由曹月堂选评、周美昌注解的《评注〈阅微草堂笔记〉》（宝文堂书店出版，1988年1月）。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还出版了《阅微草堂笔记》的注译本。这些对于《阅微草堂笔记》的普及与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1991年7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孙致中、吴恩扬、王霈林、韩嘉祥等同志校点的《纪晓岚文集》，《文集》共分三册，以纪树馨所编纂的《纪文达公先生遗集》为本，收集了纪昀的大部分诗文。第一册收文十六卷，包括赋、雅、颂、折子、表、露布、诏、疏、论、记、序、跋、策问、铭、碑记、墓表、行状、逸事、传、墓志铭、祭文；收诗十六卷，内有“御览诗”、《三十六亭诗》、《南行杂咏》、《乌鲁木齐杂诗》、《馆课存稿》、《我法集》。第二册收《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第三册收集外七卷，内有《明懿安皇后外传》一卷、《唐人试律说》一卷、《庚辰集》五卷以及《纪晓岚年谱》、《景城纪氏家谱》。它是目前研究纪昀及《阅微草堂笔记》最完整、全面的资料，对于研究纪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全国各类报刊刊载了一批颇有分量的论文，具不完全统计，大约六十余篇。数量之多，这是研究史上所未曾出现过的。这些论文大部分为宏观综论，亦有一部分为微观专论，在研究深度的开掘与研究广度的拓展方面较之于此前均有一定的进步。如对其思想内容的探讨，学者们虽然仍关注于《阅微草堂笔记》的反理学倾向，但他们显然并不仅仅限于文本内容的简单演绎，而是从文化背景上对此加以全面的透视，更加客观地评价这一思想。如徐正纶的《试论〈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的得失》（《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论述了其反理学倾向的得失；胡益民《〈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问题新论》（《文学遗产》1990年2月）也对这一问题加以重新的思考。此外，有些文章还探讨了《阅微草堂笔记》对官场积弊、人情世态的揭擿与批判，如华世鑫《匡时济世、忧患生愤——论〈阅微草堂笔记〉的以神道设教及对清吏的抨击》（《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12月）一文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所谓“纪昀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的说法，认为作者创作《阅微草堂笔记》，“以神道设教”，实际上抱有“救世之深心”，并以小说对清吏的抨击阐述了这一观点。对《阅微草堂笔记》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也有文章论及，如张鸿莉的《纪昀其人和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指出它的思想性是多层面的，具体表现于：一是侈谈鬼神却不笃信鬼神。二是侈谈因果却未堕入唯心宿命的泥淖。三是侈谈封建伦理道德但又有所变通。从而多侧面地揭示了它的思想内涵的复杂性。在艺术特征以及艺术成就的研究上，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多以纪昀小说观作为逻辑起点来总结其艺术上的得失。论者普遍认为，纪昀的小说观是比较保守的，这就使得《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过于拘泥于所谓的“著书之例”，缺乏《聊斋志异》的空灵与圆润：二是将其放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的历史流程中，通过与魏晋志怪及《聊斋志异》等小说类型的比较中总结它的艺术规律，认为它追踪晋宋，具有质朴凝练、简淡妙远的叙事风格。康瑞琮《〈阅微草堂笔记〉初探》（《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沈伯俊《追踪晋宋，颉颃〈聊斋〉——论〈阅微草堂笔〉》（《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林骅的〈阅微草堂笔记〉和清代‘杂俎型’小说》（《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王同书《从<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的比较看文言笔记小说创新的得失》(《复旦学报》1990年第2期)等均为这方面的力作。这一时期，一些学者还将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阅微草堂笔记》研究中，以全新的角度来考察文本，大大地拓展了《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视野。如杨义的《〈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智慧》（《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二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从叙事学的角度来阐释文本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纪晓岚与“元小说”》（《光明日报》1998年2月12日）论述了《阅微草堂笔记》具有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元小说”特征——所谓“反文学、或超文学的叙事方式”，新意迭出，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