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
《阅微草堂笔记》研究述略
作者：吴 波 肖新华
《阅微草堂笔记》出自清代鸿儒纪昀之手，由《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部分组成。其创作时间始于乾隆己酉（1765），终于嘉庆戊午（1775），前后延续十年之久。虽然每一部分出，“梨枣屡镌”，“翻刻者众”，但直至清嘉庆五年（1800）才由纪昀的门生、北平盛时彦合刻，从盛时彦的合刻本面世迄今已二百余年。
《阅微草堂笔记》最早的评论见于清人的序跋题识，如盛时彦作于乾隆癸丑（1793）十一月及嘉庆庚申（1800）八月的序跋、郑开禧道光十五年乙末（1835）的序以及道光丁未（1847）年嘉平小蓬莱山馆主人的题识等。盛时彦为纪昀门人，并为纪昀所倚重，“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于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阅微草堂笔记》序）。他在作于乾隆癸丑十一月的跋文中首先交代了纪昀创作的缘起、追溯其版本刊刻源流，并从学问、文章学的角度对《阅微草堂笔记》加以高度评价，认为它“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而其“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见焉”，并引述了纪昀论述小说的一段话，其中颇可见及纪昀反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传奇小说“一书而兼二体”、“随意装点”、“摹绘如生”的小说观，是研究纪昀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材料。嘉庆庚申八月的序又从《阅微草堂笔记》的教化功能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价值，所谓“《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郑开禧的序则引用了纪昀自云：“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纪》，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摈于君子。”指出《阅微草堂笔记》“词意忠厚，体例严谨，而大旨悉归劝惩”。从这些论述可见，早期学人的《阅微草堂笔记》评论主要着眼于它的“劝惩”教化功能，其中也兼及它的艺术特点以及纪昀本人的创作思想。另外，一些序跋题识中还交代了它的刊刻情况，这对于我们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版本源流将是十分重要的。
晚清时期，英、法、德、意、日、俄等外国列强凭藉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国内随即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之中。而满清统治者在此其间所暴露出来的软弱无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则又更促使国人思想的觉醒，“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中国小说史略》）。一部分受到了西方新思潮、新观念影响的有识之士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首先起来呼吁民众，倡导改良以图拯救。出自改良社会、革新文化的需要，他们极力渲染、强调小说与社会清明和政治革新的作用，认为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乎出经史之上，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之所持”（《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甚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批具有反对封建思想意识的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均受到推崇，对它们的评论也蔚然兴起。《阅微草堂笔记》因为具有浓厚的正统思想观念，并未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受到改良主义者的特别关注。但一些守旧的学人对它却极力推崇。有些学人甚至将它的价值提高至同时代所有文言小说之上。但他们所论述的观点、角度又有所不同。如俞鸿渐在《印雪轩随笔》中即说：“《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其原因则在于：“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溃，未脱唐人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头画角，而敷陈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能及也。”“至若《谐铎》、《夜谭随录》等书，皆欲步武留仙者，饭后茶余，尚可资以解闷，降而至于袁随园之《子不语》，则付之一炬可矣。”俞鸿渐对《阅微草堂笔记》的推崇及评论实质上都是封建文人的观念，既缺乏新意，识见并不高；有的比较侧重于其艺术成就的分析，如邱炜《客云庐小说话》卷一《菽园赘谈》（1897年）将清代文言小说分为“纪实研理者”、“谈狐说鬼者”、“言情道俗者”三类，《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谐铎》属于“谈狐说鬼”类，而以“《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为第一”。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叙事说理，何等明净，每有至繁至杂处，括以十数行字句，其中层累曲折，令人耳得成声，目遘成色，取给雅俗，警起聩聋，彼《新齐谐》能之否？”邱炜对清代文言小说的分类未必确切，值得商榷。但它对《阅微草堂笔记》艺术成就尤其是叙事特点的分析倒是颇有见地的。除此以外，还有部分学人对《阅微草堂笔记》所存在的不足加以訾议、批评。这主要表现于纪昀对宋儒的态度问题上。如《射鹰楼诗话》二十云：“河间纪文达公著‘滦阳消夏录’、‘槐西杂志’、‘如是我闻’、‘姑妄听之’四种，总名曰‘阅微草堂集’，其托狐鬼以劝世则可，而托狐鬼以讥刺宋儒则不可，宋儒虽不无可议，不妨直言其弊，托狐鬼以讥刺之，近于狎侮前人，岂君子所出此乎？”但也有为之辩护者。如邱炜即云：“《齐谐》攻宋儒，每每肆意作谑，殊不足服理学家之心。《五种》攻宋儒，架空设难，实足以平道学家之气”。还有的学人指出《阅微草堂笔记》考证失据，如《吹网录》中的论述等(鲁迅《小说旧闻钞》)。这些论述已超越了小说研究的范围，此处不赘。
从辛亥革命以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西学影响，学术研究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作为一代学术文化巨人的纪昀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甚至他的生活习俗、轶闻趣事的文章纷纷见诸于报刊。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如汪康年《纪文达四库全书提要稿本》（《文艺杂志》第11期）、钱穆《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4卷）、王钟翰《辨纪文达手书四库简明目录》（《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3期）等。研究他的生平事迹的如吴世澄《纪文达谐薮》（《国学丛刊》第8期)、纪果庵《谈纪文达公》（《古今》第22期）、商鸿逵《纪昀与道学》（《艺文杂志》第2卷第3期)等，在研究纪昀学术文化成就的同时，他的生平事迹的研究也相应受到学人们的关注，王兰荫还撰写了《纪晓岚先生年谱》，刊载于《师大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9月北京图书馆藏），这标志着对纪昀生平家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尽管它尚存在着许多阙漏与偏失。相对而言，评论研究《阅微草堂笔记》的文章比较稀少。专论仅有颠公《阅微草堂笔记失之偏》（《文艺杂志》第7期）、张太炎《题〈阅微草堂笔记〉》（《群雅》第1卷第5期）等寥寥几篇，论述纪昀其人的文章中也偶尔涉及到《阅微草堂笔记》，但一般文字不多，所论亦大多不出传统的观念。不过，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纪果庵在《谈纪文达公》一文中，首次将《阅微草堂笔记》的价值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相提并论，他说：“普通人知道纪文达公编四库全书，可是很少有人买一部四库提要作消遣，但《阅微草堂笔记》却与《聊斋志异》为每个人枕伴必备之书，在这一点上，我的观察，以为文达公的伟大并不小于四库总纂。”并称美其叙事“清净简练，不失为记事之轨范”。这无疑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这一时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两部小说史专著中亦有专题论及，其见解颇为精辟，识见远远超出同时代学人之上。具体表现于：一、比较了《阅微草堂笔记》与晋宋志怪小说以及《聊斋志异》异同，从而归纳出它的艺术风格及特征。认为它“追踪晋宋”、“尚质黜华”，“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同时，与晋宋志怪小说比较，“盖不安于小说，更欲有益人心”，故而又“过偏于论议”，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指出了它虽力图追踪晋宋简淡质朴的风格，但因为过于注重小说教化作用，反而仅得其貌而遗其神的特点。其二，深刻地论述了它的思想意义，指出纪昀“处事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书中有触即发，与见于《四库总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其时或此前学人论及《阅微草堂笔记》的思想性，大多从它的劝惩意义方面加以生发，充其量也仅仅只是注意到它对宋儒道学的抨击，而鲁迅却发掘出了它对社会“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的设难揭迂，对它的思想意义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其三，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艺术成就，鲁迅论道：“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因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这些论述客观公允、深刻独到，为学界所接受，有些说法后来甚至一直为其他学人所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