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者：胡可先
二
郁贤皓先生的治学范围非常广泛，学科领域不限于文学，而旁及文字学、文献学与史学，时代方面也不限于唐代，而对唐以前文学都有所研究，其重要成果除李白研究外，还有《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建安七子集校注》等。
《唐刺史考》是郁贤皓先生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标志之作。郁先生在《唐刺史考自序》中也说：“70年代中期，我在从事李白、李商隐等唐代诗人生平事迹及其交游的考证工作时，感到最困难的是：经常遇到诗文和其他各种典籍中出现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等，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仕历，因此无法确定作品的年代，从而难以理清作者的行踪。当时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诗文和各种典籍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地方行政长官：刺史（太守、尹），却无人考订撰述成书。……出于对此研究的浓厚兴趣，我当竟不自量力，不揣谫陋，暗下决心，以承担此项工程为己任。……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撰成了一部有关唐代地方行政长官的著作：《唐刺史考》。”《唐刺史考》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刊行以后，立即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赞美之词、评价文章接连不断。但郁先生并没有止步，还在不断搜集资料，进行订补，于是又经过了十余年全面修改与补充，于200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唐刺史考全编》。该书是一部兼有文献、资料与工具价值的学术著作。从《唐刺史考》到《唐刺史考全编》，体现了作者十余年的学术进程。该书至少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价值。其一是史学研究价值。首先从宏观方面对于唐代州郡的沿革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其次对州郡长官的任职情况，特别是年限作了缜密的考证。其二是文献研究价值。举凡唐代州郡长官任职的众多资料都汇聚其中，从事学术研究者，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研究文学，或者唐代其他领域，阅读这部书，都会得到很多能够进一步研究的资料线索。其三是文学研究价值。唐代诗人中，有不少人做过州郡的长官，他们的这一段仕历，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考证。唐人的交往诗中，有不少是与州郡长官往还的，而且只言官衔，不称名字，本书对这些诗作做了认真的研究，对诗中的人名尽量坐实。也正因为这几方面的学术价值，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美国，都有不少学者专门撰文予以评介，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与《唐刺史考》堪称姊妹篇的，则是《唐九卿考》。该书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该书广搜博取历史文献、金石拓片、佛道二藏、诗文集部、方志别乘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唐代近三百年的九寺正卿与少卿详加考证，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别称及其与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的关系也进行梳理阐发，成为唐代文史研究填补空白之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郁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叙述撰写过程时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考证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的“卫尉张卿”是谁，曾遍稽典籍，终于《曲江集》卷十八《张说墓志》中找到一段话：“长子均，中书舍人；次子，驸马都尉，卫尉卿。”张九龄此文写于开元二十年，可证张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年时正在卫尉卿任，于是写了《李白与张交游新证》。“当时我就想：唐代职官的工具书已有《新唐书·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方镇年表》，当时笔者已在从事《唐刺史考》的工作，如果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工具书，岂不是给学人查稽九卿带来极大的方便，可以免除遍稽典籍之苦？于是自此以后，我就对唐代九卿的资料加以留意，在从事《唐刺史考》工作的同时，凡在史书、集部、野史、杂录、金石、方志当中，遇到唐代九卿的资料，都做成卡片。”与《唐刺史考》比较，此书则更显其特色：《唐刺史考》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劳格《杭州刺史考》以及《嘉泰会稽志》等宋元方志的刺史题名为基础，《唐九卿考》则完全是一空依傍，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系统的文献史料和前人研究做基础，史料的搜集与考辨的工作自然备加繁难。而且，这九个部分，分布面广，官员众多，变动频繁，任免远较台省官复杂，牵涉面较仆尚丞郎、节镇刺史更广。所以当唐五代文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时候，九寺卿监的考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一学术追求更彰显了此书人无我有的特殊学术价值。“这类研究将大量同类性质的史料加以集中排比，易于发现不同记载的矛盾抵触之处，而这是专门从事某一典籍校勘所难以做到的，因为很少有人专门为某人姓名、职官等零碎问题而遍稽典籍。相信书中的具体成果将会被广大唐代文史研究者广泛采用，而著者谨严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也将成为后学的楷模”（陶敏、李德辉评《唐九卿考》，载《唐研究》第10卷）。
郁贤皓教授另一部著作是《元和姓纂》的整理与校订。《元和姓纂》是唐林宝所撰的大型姓氏书，对研究唐代人物极为有用。然原书散逸已久，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近人岑仲勉又作《元和姓纂四校记》，颇有益于学界。然二书分刊，利用不便。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约请郁贤皓先生承担整理的重任，郁先生又与陶敏教授合作，并由著名学者孙望先生审订，经过多年努力才告完成。据该书合作者陶敏先生撰写的《后记》：“1982年3月，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傅璇琮先生函约南京师大郁贤皓先生对《元和姓纂》一书进行整理。由于在研究工作中深感《姓纂》及《姓纂四校记》对研治唐代文史的重要性，郁兄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傅璇琮先生之所以约请郁先生担任这一工作，主要原因应该在于对郁先生李白研究的了解而确认其适合担任整理工作，因为傅先生在《唐刺史考全编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与郁贤皓先生初次相见是1982年4月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但在这之前，我们已有文字之交，早在1980年即已开始通信，那时我对他的李白研究之创新见解就甚为钦佩。”本书的整理，旨在完全保存《元和姓纂》和《四校记》的原貌，不作增删改正，这样在文字句读标点方面就异常困难。而著者在如何保存两书原貌、如何标点、如何分段、如何校勘、如何处理岑校的错误五个方面都作了不懈的努力，成为迄今为止将《元和姓纂》和《元和姓纂四校记》合而为一且很方便研究者使用的极为精审的定本，洵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资料书与工具书。
三
郁贤皓先生不仅以其宏富的成果与崇高的地位享誉国内外学术界，更在其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嘉惠士林，沾溉后学。因而探讨与总结他的治学特点与学术范式，对于21世纪的唐代文史研究具有进一步推动作用，更会对后辈学者在研究内容与治学方法上的推陈出新有所启迪。
（一）以小学为基础，进入唐代文史研究领域
与大多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的学者不同，郁贤皓先生的前期学术背景是小学研究。只要我们翻开《辞海》就知道，郁先生是《辞海》编委及语词分册的主编之一。郁先生的前期学术经历是这样的。他1933年生于上海，1957年24岁时以调干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留校任教，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钻研训诂学名著，打下了较深的训诂学功底，并逐渐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1963年，郁先生在上海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并撰著《建安七子诗笺注》。是年8月，郁先生回校即被调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1973年国务院要求恢复修订《辞海》，郁先生作为语词分册主编之一，又承担“示部”至“羊部”约6O万字的撰写修订工作。在此以后，郁先生就逐渐在李白研究方面打开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方面得力于修订《辞海》时对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典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和系统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从事训诂学研究重证据、重溯源的精神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得到了用武之地。而学术研究的转向，研究对象的由博返约，再由约转博，都是郁先生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他学术个性得以发挥的重要契机。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历史学研究与训诂学结合的特点，不仅在先生编选的《李白选集》、《李杜诗选》、《历代名家精选集：李白集》中体现出来，更在《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等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