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者：胡可先
郁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研究经历时说：“70年代初我就将李白研究作为研究课题之一，并决定从对李白生平及其交游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着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唐刺史考全编》，第7页）建国以后至70年代末期的李白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对于相关成果进行检讨，也发现有不少缺憾：对李白生平事迹中的许多疑点仍然未能解决，对两入长安的叙述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对李白的交游大多缺乏考证等。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李白及其交游的各种史料缺乏认真深入的稽考，故而郁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将李白作为研究课题之一，并决定从对李白生平及其交游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入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点和难题，在深入细致地阅读李白作品与相关史料中寻找问题与解决问题。郁先生还曾谈到自己的读书经历：“研究李白，当然首先要熟读李白的诗文作品，在这过程中，我对每篇诗文都做了一些札记。同时，将李白诗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制成卡片，并将姓名按四角号码排列编制成索引，将卡片装订成活页册。然后认真地阅读各种资料，从唐人别集到各种笔记，从姓氏书到宋元方志，从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发现有关李白及其交游的材料，立即写进卡片中去。……边读书，边研究，有了心得就写文章，这是我的基本研究方法。”（《唐刺史考全编》第260－261页）有了问题意识，然后进一步发现问题，竭泽而渔地搜罗相关问题的材料，寻找彻底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就是郁先生进一步致力的方向。孙望先生在《李白丛考序》中谈到李白研究时说：“诸事不追究也罢，一追究则必枝节横生，问题层出；而且往往彼此连锁，要解决此一端，必先搞清彼一端，而要搞清彼一端，就又得牵扯到另外一些事上去。难题一连串，终于令我望而却步了。贤皓同志的读书态度却非常认真，他曾几次和我谈过他的主张：有问题，必追究。”久而久之，求实求新就成为郁先生李白研究的一贯追求。
（三）全方位地利用文献与文物资料，以坐实自己的学术结论
郁先生说：“考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犹如大海捞针，有时翻遍典籍也找不到所需的材料，那就得从石刻拓片等多方面去寻找线索。”（《唐风馆杂稿》第263页）他考证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就是典型的例子。《李太白全集》中存有酬赠崔侍御之诗十首，郭沫若将“崔侍御”定为是崔宗之，并言其名成辅，所据为《旧唐书·李白传》言崔宗之由左司郎中贬为侍御史。郁先生从中发现了问题，即唐人称“侍御史”为“端公”，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才称“侍御”，二是郭氏称崔宗之名成辅无据。因而怀疑“崔侍御”即《李太白集》中附于《酬崔侍御》诗前的《赠李十二》一诗的作者“摄监察御史崔成甫”。但这在文献当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故郁先生就在石刻拓片当中寻觅证据，所得两条：首先在《千唐志斋藏石》拓片中找到了崔宗之四兄崔宜之墓志，证明崔宗之名宗之，不名成辅，排行非第四而是第五，以确证李白诗中“崔四侍御”非崔宗之。其次，从北京图书馆藏墓志目录和拓片中找到崔成甫之祖父、父母、伯母、弟妹、两位同祖从兄的墓志，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因而写成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以断定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到李白与崔成甫交谊很深，是李白一生交游中重要人物之一。李白对他受权奸迫害的遭遇十分同情，这也正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平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过去的研究者忽略了这个人物，应该说是李白研究中的重大损失。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个人物，可以进一步了解李白的生活态度，对朋友的深情，对权奸的愤恨，对受害者的同情等等，这些都应该是研究李白的重要材料。由此可见，郁先生的考证并不是从材料到材料，而是注意到材料的综合与多方面的学术途径，从较多的层面发前人未发之覆。对于郁贤皓先生运用材料的特点，孙望先生在《李白丛考序》中曾说过：“凭借碑志以考核人事，自是很好的办法，但这只是贤皓同志资以考证的一个方面。此外，随着问题性质的不同和资料情况的不同，他还采取多种途径去求得疑难的解决：从诗文中去寻找内在关系，从历史背景上去找外缘关系，或从时间、地点、官衔的异同上去找线索，或从亲朋交游、离合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时候从版本校勘上去寻求旁助，等等，途径是多方面的。”
（四）微观综合研究的具体实践
郁贤皓先生在总结多年的研究经验时，提出“微观综合研究”的方法，撰写了《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一文，成为唐代文史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笔者在为《唐刺史考全编》撰写的评论中曾对此有过论述：“最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成为长时间的热门话题。从大的方面看，又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宏观研究，一种是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侧重于理论问题的探索，微观研究侧重于文献资料的考据。且二者处于对立的态势。从事宏观研究者认为微观研究劳而无功，从事微观研究者又认为宏观研究大而无当。其实，我们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于近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审视，就会觉得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偏向。……《唐刺史考全编》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辟了微观综合研究的新途径。”（台湾《书目季刊》第35卷第2期）这种新途径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实施的。首先，将微观研究作为综合研究的基础。郁先生以为，从事唐代文史研究的学人对宏观研究感兴趣，而对具体史料与具体作品的微观研究不太重视，往往流于简单粗疏。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深入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微观研究的粗疏，也可能导致宏观研究的差错。其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补史书之阙。再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订史书之误。最后，运用出土贞石资料与存世文献参合对照，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这种指导思想，贯穿在他的《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及李白研究等重要的著作中。也正因如此，郁先生在治文学的时候，就具有史学的眼光和识见，能对唐代史料作细致深密的考察与审核；在治史学的时候，也不断在文学家的诗文中挖掘材料。正因为他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努力创新，才使得自己能够写出具有传世价值的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卓然屹立。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宛溪霜夜听猿愁，去国长为不系舟。独怜一雁飞南海，却羡双溪解北流。高人屡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楼。此处别离同落叶，朝朝分散敬亭秋。
（李白《寄崔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