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者：胡可先
一
郁贤皓先生迄今已出版李白研究的著作8部，研究论文60余篇。他研究李白，是从李白的事迹与交游考证入手的，起初发表的一组文章是有关李白两入长安之说的论证。最早的文章是1978年发表的《李白与张交游新证》、《李白诗〈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接着，在短短的两年间，他连续发表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重要论文十余篇。这一系列成果，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为《李白丛考》，198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出版。郁先生在《后记》中说：“弄清李白的事迹和交游，已成为李白研究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郁先生有关李白研究的新创获，得到了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如朱金城在《李白集校注后记》中评论《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一文：“从稀见唐代墓志拓片中，考证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成甫’、‘崔宗之’三者不能混为一人，从而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纠正了历来李白研究者所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这些都足以说明，我国对李白的学术研究，通过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深入，后来居上，在某些方面突破旧说，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李白丛考》的出版，之所以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体上将李白研究向上提升了一步，其核心就在于对李白二入长安之说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证。
20世纪60年代以前，历代研究李白的学者都认为李白一生只有一次到过长安，也就是天宝元年（742）秋奉诏入京待诏翰林，至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直至1962年，稗山先生发表了《李白两入长安辨》，首次揭出李白两入长安之说。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十年间，并没有产生影响。直至1971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才采用李白“两入长安说”。但由于《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于特定的年代，加以错误较多，尽管采用两入长安说，但仍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两入长安说尚处于沉寂的状态。当然，稗山与郭沫若的说法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其证据不足以及论证方法的粗略是密切相关的。
郁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接连发表的《李白与张交游新证》、《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等论文，证明李白在开元时期确实到过长安，加上已被确认的天宝初年受诏入长安，则有两次入长安。郁先生使两入长安之说由怀疑发展到实证。其证据主要有五条：（1）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有“西入秦海，一观国风”语，表明李白欲离安陆而赴长安。其时李白三十岁。（2）李白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诗所表现的情怀，再与张九龄所撰《张说墓志》参证，此诗为李白开元中入长安之作，而不是天宝初应诏入长安所作。（3）由李白诗作为内证，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长安的时令在季秋，是从南陵启程的，而开元年间入长安的时令却在夏季。再从离长安后的路线考察，两次也是不一样的：一次是浮黄河，一次是经商州。（4）以李白与好友元丹丘的赠答诗《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三见秦草绿”，证明李白开元年间第一次在长安住了三年。而李白天宝初应诏入长安仅有一年多时间，且当时元丹丘也在长安，不得云“三见秦草绿”。（5）现存李白诗篇中有隐居终南山之作，还有秋冬至春在州、坊州应酬之作，而天宝元年入京即供奉翰林，不可能产生以上作品。
两次入长安的经历中，第二次是天宝初年应诏入长安的，古今学者颇为注意，其活动情况也较清楚，而第一次即开元中入长安的活动就很难了解。郁先生在证明李白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后，则进一步考证了李白在长安的活动，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这一次入长安在开元十八年或稍后一年的夏季，入京的目的是为求取功名，入京路线是从南陵启程。入京以后，一方面隐居于终南山，希望得到皇帝的青睐，另一方面则出入于王公大人之门，以盼引荐。但尽管如此，却因难得知己引荐而入仕无门，只好再下终南山，以抵州。又因为没有找到出路，故而在第二年春天，又回到了终南山。据其《以诗代书答元丹丘》诗有“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句，可确定其在长安居住了三年，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春夏之交离开长安，浮河南下。
李白两入长安的发现并进一步被普遍承认，不仅解决了李白生平事迹中的一个难题，更为重要的是对李白许多重要代表作品的系年必须重新研究，甚至李白的创作道路也必须为之改写。过去的研究者，以李白一入长安为基础，故认为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行路难》、《梁园吟》等诗，都是天宝三载（744）赐金还山后抒发忧愤之作，于是认为李白的创作道路是到了后期才辉煌的。但两入长安说发现并被证实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的这些代表作品，都被证明为开元年间第一次入长安时所作。而这时的很多诗虽然是在长安未被所用而离开后发出的感慨，但因为不是像第二次入长安遭谗而忧愤离京，故情调迥然不同。即如郁先生所说：“李白开元年间第一次到长安不遇而归以后所写诗歌有一个显著特点：既有悲愤的情绪，但又深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出山济世，君臣遇合，施展自己的抱负，做一番大事业。”（《唐风馆杂稿》第247页）基于这种认识，有关文学史长期以来对李白创作道路的定论就必须改写：“李白在奉诏入京以前的开元年间，即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乐府诗，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艺术成就极高。因此，前人认为李白创作道路以天宝三载（744）被赐金还山为界，分前后两期，主要成就在后一时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看法是：如果一定要以天宝三载为界将李白创作道路分前后两期的话，那么，李白前一时期的创作道路已经十分辉煌，尤其是一些旧题乐府诗的代表作《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行路难》等，集中代表了李白前期创作道路的重要成就。”（同上）
李白两入长安说的被确定，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李白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安旗先生曾发表了《李白两入长安始末》、《李白〈将进酒〉系年》。安旗与薛天纬教授合著的《李白年谱》，即以此说为基础，对李白两入长安的诗作按年编次，使李白诗文作年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朱金城先生在校注李白集时，对这一成果加以肯定并引用。
“两入长安说”的意义还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引起的李白三入长安的争论。在两入长安说的基础上，李从军先生于1983年发表了《李白三入长安考》一文，提出李白在开元中、天宝初两次入京外，还于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入长安，并有岐之游。随后，安旗先生修订补充了两入长安的说法，写了《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一文，在李从军考证的基础上，提出另外一些诗篇作为三入长安的证据。但对于“三入长安”的说法，郁贤皓先生持否定态度，并发表了《李白三入长安质疑》一文，对天宝后期的李白行踪进行考索，认为“李白自幽燕之行到宣州之游，其间根本不可能有西入长安、游历岐的时间”。此后，郁先生还撰写了一些论文，对“李白两入长安说”进行补充与完善，如《再谈李白两入长安及其作品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