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考释秦可卿(1)








  李明鸟
  一、 警幻之言
  看官注意: 如果你受“正统红学”的影响颇深,这个索隐二字就已经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那你最好别看此文,免得徒增你的不快,别说我没与你事先打过招呼。如果你的目的是探索那表面故事下隐藏的真事,不想让那些“贾雨村”们的假语村言蒙骗你,那就请你把耐心放一些在板凳上,且听我细细道来。
  《红楼梦》一书是一个迷津,“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读者一入红楼梦境,就如同宝玉被夜叉海鬼拖入其中那样,惟有一面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 “可卿救我!”
  “可卿救我”,实际上是解开《红楼梦》之谜的四字真言,是该书所设的核心机关所在。通过探究这四字的内在秘意,就可拿到开启《红楼梦》秘库的钥匙,从而对其所隐之真事进行解读了。书作者这个融梦幻故事与解谜提示为一体的灵思巧技,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佩服得难以自己而五体投地。本文笔者幸被“可卿救我”,得以踏上迷津彼岸。庆幸之余,回望迷津,水消泥去路显,遂随曲径直达青埂峰上。登高望远,心旷神怡之暇,回想自己在迷津中迷惑挣扎的滋味,甚感吁吁。因此上不揣冒昧,撰此“可卿救我”之文,以飨同好。
  二、 迷津设置前提
  虽文无定法,然文以载道达意,撰文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说了,却只让“个中人”读懂而不想让一般人明白,那是因为作者有难言之隐,出于“心里有鬼”或说心理恐惧而为此举。《红楼梦》一书作于清代这个民族矛盾尖锐而文字狱酷烈的时期,作者在书中特意设置迷津,很大的可能是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故将真事隐去”,转而“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此恐惧是如此之深切,该书首先对可能导致文字狱的各种可能途径均先加以预防。在甲戌本“凡例”和“第一回”中,作者反复强调书中的京城“不欲着迹于方向”,其时间亦是“无朝代年纪可考”,其事件是“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又特别交代“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不仅如此,作者还顾忌到该书的社会影响,以防该书因此被封禁,说: “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犹如板上钉钉转脚,作者继而还通过空空道人的评论,从正面述说《石头记》的社会效应: “因见(《石头记》)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真可谓是防护得密不透风,水泼不进。
  []从作者这些“防护措施”的动机来看,《红楼梦》隐真出假的手法,可能是迫于当时文字狱这个“大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红楼梦》创作的年代是清代,其下限是1754年,甲戌本《石头记》这个根据最早底本的抄本就在此年问世。自明末清初算起,这个跨度大约是100多年时间。17世纪,汉族人口为8000余万,满洲人口只有300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民族,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必然十分恐惧。清代的统治者十分注意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思想统治,采用了双手同搏之术,一方面对汉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进行笼络,如开设“博学鸿儒”科,罗致全国的名士,令其纂修明史和研讨文学;另一方面,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对任何反满思想都进行严厉镇压。因此清朝的文字狱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文字或言说而获罪的案件。顺治时,发生了释函可案、黄毓祺案、毛重倬案、张缙彦案、庄廷龙案等,其中数庄案最为凶残。庄氏因编《明史辑略》而发案,七十余人被杀,其中戮尸二人,凌迟十八人。康熙时,发生了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特别是朱案中,方旦抨击理学之精理不精数、老庄言道不言动、思维在心不在脑等,被时下推为“圣人”。可惜,所谓的“明君”康熙却指责他悖逆圣道,加以处决。雍正时,发生了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徐骏等,其中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徐骏等被处决或戮尸。徐骏因将陛下误写为“狴下”,诗文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而遭此厄运的。到“圣主”、“十全老人”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在思想领域,实际上是汉人文字万马齐喑的文字狱时代。因此,在当时如果冒此大不韪而写那可能导致灭门九族的文字,实在是要有“大无畏”的拼命精神和高度的“文字隐蔽艺术技巧”。因为这涉及的不仅是作者个人的生命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整个家族乃至周围友人们的生命,不由得人不十二万分的双重慎重。如果《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一本为避文字狱而写的“隐真”之书,其隐藏的深度和技巧就应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深邃和复杂,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