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应该看到的是：董卓从做郡吏，到入司徒府为掾，做羽林郎，一步步成长为东汉帝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他还是汉官，他还要为国家利益而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皇权对其军功的认可，以维系其在政权中的地位。但越是与政权接近，董卓就会更加真实地感到以“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前辈武人的苦恼，“凉州三明”虽然军功显赫，但他们要在政权中立足，还要有所依附，像皇甫规、张奂对士人认同的向往，段颎对宦官的逢迎。况且，他们也看到以军功立足于政权的局限性，还要试图通过“士人化”来去除其武人身份。
　　而在灵帝末年，董卓的强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他和皇甫嵩被认为是“安危定倾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董卓所掌握的军队，其主体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他们不同于中央禁军，有畏惧宦官的心理和效忠东汉皇权的意识，而是董卓豢养的一支私兵，唯董卓旨意是从，“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郑泰就曾说：“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被视为天下强勇的六支力量中，董卓就拥有三支，有如此实力，又有“凉州三明”的经验作为借鉴，具有轻视皇权倾向、发布了“政治独立宣言”的董卓，势必要在渐趋安寂的洛阳政变中再掀惊天骇浪。
　　在董卓新安上书的同时，洛阳已经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短短的四天时间里，何进被杀，宦官被士大夫诛绝，帝国朝廷在飘摇动荡中，渴望着安宁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