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集团内部的成员在完成总任务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协调的问题。不协调的问题可以由许多性质不同的原因引起，对这类问题应区分事情的不同性质，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处理。
　　有些不协调是属于竞争的性质。例如刘备在徐州公开反曹后，曹操派刘岱、王忠前去攻打徐州，关羽、张飞都欲前去迎敌，发生争执。刘备伐吴前，关羽的儿子关兴和张飞的儿子张苞争当先锋，二人当着刘备的面射箭比武，未决上下，遂准备刀枪相争，后被刘备制止。刘备取桂阳时，孔明让赵云领兵前去，张飞不服，定要去取，二人发生争执，孔明只好让他们拈阄，最后拈着的前去，这才解决了问题。
　　刘备攻益州时，魏延、黄忠为攻打两个敌军营寨，亦发生竞争。这类竞争由争功、好胜引起，由于竞争方向与集团大目标相一致，因而适当地提倡对本集团是有好处的。对于这类竞争，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要把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要知道，水平悬殊的人一般不产生竞争，竞争的人都是水平相差无几。如果听任竞争过分激烈，就会造成对本集团力量的消耗。第二，对那些与大目标、总任务有联系的竞争才给予提倡，而对那些与大目标无干的竞争应给予制止，不让这类竞争稍有发生。例如，关羽在荆州听到刘备招降了马超，又听人们评价马超武艺高强，就要入川与马超比武，这种竞争与本集团的目标无干，是一种不健康的竞争，孔明给予了及时制止。第三，正常的竞争之后，没有特殊情况，领导人一般不要评价竞争者的优劣。凡竞争，部分地或主要地都由好胜之心引起，领导人肯定了一方面的优胜，势必会刺伤另一方面的争胜心，挫伤后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以后的工作。黄忠和魏延夺了两个营寨回来后，只是由于作战中魏延曾违反号令，又曾被黄忠相救，刘备才肯定了黄忠的头功，即便这样，也没有超出本战役的范围评价他们的优劣。
　　有些不协调是由嫉妒引起的。曹操大将曹仁在樊城被关羽围困，情况甚是危急，操急派于禁领兵前去救应，并派勇将庞德作先锋，庞德与关羽在阵前大战一天未分胜负。第二天他施拖刀计，一箭射中关羽左臂，关羽回归本营，庞德乘机回马抡刀相赶。这时，于禁在本营急令军士鸣金收兵，原来却是于禁见庞德射中关羽，怕他成了大功，灭自己的威风。庞德回来问收兵的原因，于禁借“魏王戒旨”搪塞之，又劝庞德说： “紧行无好步，当缓图之。”(第七十四回)后来，庞德提出乘关羽箭疮发作，不能动武之机，率军一拥杀入其寨，于禁又怕庞德成功，以“魏王戒旨”相推托不肯出兵，最后反让军队依山下寨，令庞德屯兵于谷口，自己领兵截断大路，使庞德不能进兵成功。于禁的安排为关羽创造了水决相淹的条件，导致了自己全军覆没。这种由嫉妒引起的不协调对本集团有害无利，是应该坚决消除的。对待这类问题，领导人除了平时对部下应进行经常的、卓有实效的理想、目标教育外，还应该在选派主将时注意挑选那些忠诚无私、胸襟坦荡的将领，要注意把能力高强的人安排在能力低下的人之上。
　　有些不协调纯由个人利益引起，而这种不协调常达到分裂的程度。钟会、邓艾伐蜀时，二人各怀鬼胎，邓艾攻入成都后，违逆司马昭的命令，滞军蜀都，又拒绝送刘禅入魏，钟会借司马昭之令，让监军卫收捕邓艾送洛阳，自己又收编了邓艾的全部军马，最后威逼众将反叛魏国。众将联合谋杀钟会后，邓艾部下之人急去追救邓艾，卫瓘觉得，邓艾一旦被救，必然要找自己报仇，准备派人赶上斩杀之，邓艾手下护军田续挺身而出，向卫瓘说： “昔邓艾取江油之时，欲杀续，得众官告免，今日当报此恨!”(第一百十九回)征得允许后，遂领五百兵赶到绵竹，乘邓艾无准备时一刀斩之。在这里，各种势力互相倾轧，矛盾复杂，但多是由个人利害引起。司马昭把握的原则，一是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来“以毒攻毒”；二是大军进驻长安，以防钟会兵变，将这股祸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三是掌握了大的局面后，具体细节任其自然。其实，司马昭对钟会的反叛及其结局事先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他在钟会刚出兵伐蜀时就对邵悌分析说： “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第一百十六回)司马昭对因个人利益而发生的叛逆行为持坚决平定的态度，只不过想在灭蜀之前利用一下他们的力量罢了。对这类分裂和不协调的活动不坚决消除，会给本集团带来重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