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寒夜》: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经典

作者:金立群




  现在的文学理论中出现了“诗化小说”的概念。我想,诗化小说和以前常说的浪漫抒情小说还不太一样。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优美的文辞、丰厚的抒情、浪漫的故事,而在于其文本的构建是出于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将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置于某种意境、氛围之下,并形成与中国古典诗学相通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风格。也就是说,诗化小说的文本,是以个体直觉、当下感受为出发点和本体的,这就和以理性思考、意识形态、或故事言说中的趣味技巧为出发点和本体的小说形成了本质区别。小说的叙事功能被淡化,客观化的环境描写为主观化的气氛渲染所代替,意境、意象、象征、抒情成为中心,情节则为它们服务,而不是相反。个案分析是历史叙述的基础,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对巴金代表作《寒夜》的分析,更好地揭示出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魅力和价值。
  
  一
  
  中国古代即有“物不平则鸣”的说法。然而如何去“鸣”,如何对着时代、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却有不同的方式。其一是理性的方式,追求典型的塑造,力图在典型的个性中体现出背后的普遍性,以揭示某种规律和本质。如20世纪30年代的茅盾,把他十几年来参加新文化运动、参加共产党、投入北伐、脱离共产党、流亡日本等等复杂的经历与生活感受上升为理性思考,超越个体,观察社会的本质,从而创作出一系列社会剖析小说。理性的创作方式被狭隘化后往往还成为表达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其二是纯粹形式的方式,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游戏文本,宣称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用彻底排斥现实的方式表达自我的特立独行,上世纪初的达达主义就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元小说虽然没有完全取消叙述的内容和其中包含的情感,但已将创作的本体由故事转向故事的言说方式。作家对人生、情感作本体意义上的取消正是他们表达对人生、情感之困惑的特殊方式。以上两种写作,都具有“客观化”倾向,或以客观世界为表现本体,或以客观形式为追求目标。即便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创作,其意识形态也不再是鲜活的包含着主体之思的意识形态,而是凝固成型的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化”的意识形态。其三是感性的方式,由体验出发,将世界由一个公共空间化为主观的“为我”的世界,通过直观创造意象,直达它的终极秘密。这正是《寒夜》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它作为一部诗化小说的最基本的条件。
  《寒夜》在情节安排、场景描述上的最突出特点正如这部小说的题目,一切都在寒夜中进行。小说从寒夜开始。第一个场景就是汪文宣躲完空袭后一个人走在寒夜中空寂无人的街道上,“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小说又在寒夜中结束。最后一个场景是归来的曾树生离开了那个已是人去室空的家,“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这对曾经生活在一起,“心却隔得很远”,最终天各一方,直至阴阳两隔的夫妻就这样在小说的一头一尾遥遥相视,中间是将他们分隔开的浓厚、无边、无法穿越的寒夜:每一次家庭争吵过后汪文宣就会冲进寒夜,“又走了一条街,还是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他时常在寒夜中等待妻子回家,“街上的二更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在寒夜中,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寒夜中,他收到了一份解雇通知书;在黎明前最暗最冷的寒夜中,他送别了妻子;最后他死于寒夜,“这是在夜晚八点种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巴金作品一般被认为所涉及的主要是制度文化层面的内容。他自己就说过“我曾说我鞭挞的是制度”。[1]但他不是像茅盾那样对制度做理性的分析和批判,而是侧重于“情绪化”、“人格化”的制度。与其说他在写制度,不如说他写的是某种制度下人物的直觉体验与心灵感受。《寒夜》的魅力正在于此。诗化小说淡化叙事功能并不一定意味着淡化叙事本身。应该说,《寒夜》和《呼兰河传》,和《边城》这样散文诗般的诗化小说有所不同,其情节性要超过它们。围绕着曾树生的走与留、去与归,围绕着汪文宣的得与失、生与死,围绕着一个普通家庭的悲与欢、聚与散,这部小说对读者是有着情节上的吸引力的。然而,这样的题材,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为什么除了一般性的吸引力外,还给几代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呢?这正是因为作者将整个情节与叙事纳入了寒夜,让我们置身于黑暗、寒冷之中去感觉,去体验,去茫然不知所措,去冻得发抖。一个客观的、公共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它除了寒以外还有温暖,除了夜以外还有白天。小说里的世界和这个公共空间相比是不全面的。这里没有火热的民族救亡战争,没有《风景谈》和《白杨礼赞》所暗示的另一片天地。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所谓的客观的、公共的世界存在吗?我们只可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自我所能感知的世界里。康德认为,审美判断虽然只关个人对个别对象的感觉,却仍可假定带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2]因此正是这种“不全面”,恰恰具有审美判断的品格,恰恰创造了真实——主观的真实。特别是小说将要结尾之时,街道上破天荒出现了欢乐,洋溢着生命的喧闹,而这一切对我们的主人公汪文宣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公共的希望不是他的希望,公共的欢乐不是他的欢乐,公共的生命也不能成为他的生命,他的命运仍然是孤独和死亡。我们没有充足理由说巴金就是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存在主义也不是几个哲学家的凭空发明,它植根于人类漫长历史中某种感悟的积累,是可以为人所自发体会的。在小说里,我们确实可以感到,人“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3]汪文宣痛苦地死于抗战胜利后的欢乐气氛中,充分说明了对于个体来说,最真实的就是他自己的处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观性宇宙外,没有别的宇宙。”[4]“寒夜”就是这样一个主观的宇宙。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向我们揭示了一次独特的人生体验——寒夜体验,它以“寒夜体验”为出发点和表现本体,显示出强烈的主观性。艾略特以其“荒原体验”揭示出现代西方人的独特生存境遇,而巴金的“寒夜体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人有着同样的意义。
  
  二
  
  “诗缘情”,诗源于体验,但体验也并不一定都指向诗。表现体验的形式是确立诗化小说品格的又一重要参照。小说在表现个体体验时可以有多种方法,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样对城市的喧嚣、混乱、贫困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和渲染,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样以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对话宣泄自我的爱与痛,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样展现大段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直接面向体验之中的心理活动。这些都是对个体体验的表现手法。《寒夜》表现个体体验的特点在于当创作主体形成自我独特的“寒夜体验”的同时,小说也将个体体验凝炼为独特的中心意象——寒夜意象。这是《寒夜》作为诗化小说的基本特点。主要的情节、场景乃至细节均围绕着这个中心意象,为它的营建服务。它笼罩于整个城市的上空,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是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成为包含着丰富个体体验的感觉和情绪。它是外化的心灵与内化的世界之间的融合。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推崇的“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4]“寒夜”作为意象,类似于风,也类似于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属于那种直达生命终极之“道”,因而显现出“大道无形”的没有具体形态的意象。所以小说中直接渲染描写寒夜之寒、之黑暗的句子并不多。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手法,以画面空白周围的线条、色彩来烘托那真正的表现对象。因此,“寒夜”意象与其说是被创造出来的,不如说是被烘托出来的。《寒夜》中没有大段大段的写景和抒情,和巴金前期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奔腾恣肆的语言有所不同,其笔调是冷静而深沉的,采取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似乎与诗化小说的主观浓情相悖。但是在这部小说里,却恰好配上并增加了寒夜中的寒气,起到了需要的表达效果。作者一方面主要通过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结合所形成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更多地将“意”化入“象”中,另一方面又注意宕开来写,通过其它意象来烘托寒夜这一中心意象,将“此象”化入“彼象”。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和《家》等作品相比,《寒夜》虽然在叙事层面上更为客观,感情上却更富于感染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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