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比较互勘在古文阅读及教学中的运用
作者：曹海东
一、比较同一古书的各种不同版本，择其善者而读之
古书从前主要是以手工抄写而成。大约到了唐五代时，古人才正式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刊行古典经籍。同一古书无论是传抄还是被刊刻，常形成各种不同的版本。各版本在文字上往往互有出入，不尽相同，但相对于古书的原初形貌来说，均不免有所错讹。那种错误较少、没有什么残缺的本子，可称之为“善本”。如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读书宜求善本”条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
阅读古文，首先应做的一个工作是，将古书的各种不同版本加以比较、甄别，从中选出善本作为阅读的对象。善本的文字错讹较少，一般没有残篇断句的现象，读者藉此可以较为容易地探得作者的本意。前人阅读古文，十分注重选择善本。如近人孙德谦说：
盖读书贵得善本。若读本而不得其善者，所读之书倘信以为善本，则所失匪浅，将有误读而误解，为人嗤鄙者矣。……夫古书而为善本，读之则有益；反言之，则读不善本者，必且无益而有损。（《古书读法略例》）
孙氏所言极是。阅读古文不求善本，只会是“无益而有损”。《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记叙过这样一件事：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
故事是说，有个大人物读的《蜀都赋》的注释本，是一个有错误的本子，它把注解文字中的“芋”错成了“羊”，以致这位大人物以为古书上所讲的“蹲鸱”（本是芋头）是指羊肉，闹出了笑话。由此可见，误本很容易让人步入迷途，阅读古文当惟善本是求。
既然读书当择善本，那么怎样知道一部古书或一篇古文的不同传本何者为善、何者为劣呢？这要靠读者对各种传本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看何本的文字最为完备，残缺、脱漏的现象最少；然后比对有关文句，看何本的文字错讹现象最少。有了这些比较后，文字相对完备、错讹现象最少的本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善本。举个例子如下：
曹植的作品集名曰《曹子建集》。就流传至今的《曹子建集》的各种版本看，数量不少，举其要者有：江安傅氏双鉴楼所藏明代活字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刻本、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本、《四部备要》排印本等。把这些不同版本放在一起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丁晏的《铨评》本据其它各种版本和相关古籍（如古代的类书）增辑了不少的佚篇残句，而且考辨各本文字的异同，写出了高质量的校勘记，因而无论是在文字的完备性上还是在文字的正确性上，都是其它版本难以企及的。比如说，明活字本《曹子建集》尽管有它的优点，但还是不及《铨评》本。明活字本有很多重要的篇目失收（如《七步诗》等），而且文字上舛误不少，有时令人无法卒读。再比如说，《四部备要》本也不可与《铨评》本比肩，它有着与明活字本相同的很多错误，如“望城不过，面邑不游”（《应诏》）中的“邑”错为“色”、“或云沸潮涌”（《酒赋》）的“沸”错为“拂”。通过作上面的对勘辨析，最后就可确定《铨评》本是较好的版本，如读《曹子建集》就不妨选用它。
阅读古文时选择善本，有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就是根据古今目录学家、古籍版本学家的介绍、评价来选定。古今的一些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对一些古籍的版本情况覃研有素，他们对一书的各种版本的优劣的评价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我们可据以确定善本。他们对古籍版本的意见可在其目录学著作或版本学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查得。如，欲读东汉文学家蔡邕的《蔡中郎集》，要知何本为善，就可查检张之洞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书目答问》。其书卷四有云：
《蔡中郎集》六卷。汉蔡邕。聊城杨氏仿宋本，附《独断》二卷。通行三本皆逊此。
由此可见，聊城杨氏仿宋本是比较好的本子。参阅这类著作，有一问题值得注意：这些著作把某个版本定为善本，有时是着眼于书籍的文物价值，即把刊刻精美或流传稀罕的本子视为善本，这和我们在上面从阅读的角度提出的“善本”标准不完全一致。
使用所谓“善本”，仍然需要进行比较互勘。任何善本难以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仍不免存在讹、脱、衍、倒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使用善本时还有必要将其它相关版本拿来比照、对读；遇有文字上的出入，要结合上下文意进行认真、冷静的分析，究其孰是孰非；如果是自己使用的善本有问题，还是应当依从别本的相关文字，并据其作出校正。例如：
古典小说《燕丹子》的版本，按照学人们的看法，应该是以清人孙星衍的校订本为善本。孙氏的校订本是怎样形成的呢？有关资料显示，他是以纪晓岚抄自《永乐大典》中的《燕丹子》为底本，然后参考其它资料对这个传抄本作出补正，形成了他的校订本；而孙氏用作底本的那个传抄本虽然源自《永乐大典》，但因误抄之故，它实际上与《永乐大典》原本的文字出入较大。这样一来，《燕丹子》的版本除了孙氏的校订本以外，至少还有原本《永乐大典》本。因此，阅读《燕丹子》而以孙氏校订本为善本时，应该把《永乐大典》本找来对勘，以便遇有文字出入时能够择善而从。如果把台湾世界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中的《燕丹子》与孙氏校订本对勘、比照，真的还可发现文字上的相异之处。例如：
孙校本：（荆）轲左手把秦王，右手椹其胸。
《大典》本：（荆）轲左手把秦王，右手揕其胸。
结合语境，把两个版本的上述文字加以比对辨析，很容易看到《大典》本优于孙校本：孙校本作“椹”，意思是“砧板”或“箭靶”，明显于文义无所取；而《大典》本作“揕”，意思是“用刀或剑刺杀”，与语境十分相契。此外，还可在《战国策·燕策三》中找到一个有力的佐证：“（荆轲）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此正作“揕”。因此，在把孙校本作为善本阅读的时候，上述文字应以《大典》本的为是。
二、比较、分析古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择其优者而用之
流传至今的很多古文，特别是古文中的名篇，历来有不少人从各个角度（如句读、词义、句义、文法、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进行研究，累积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此成果，我们今天应该善加利用。只需注意的是，对某些古文作品，学者们往往见仁见智，看法不太一致，甚至于相互抵牾。这些不同的观点，往往有的正确，有的则不太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在参考、利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而遇到异说并存、观点互歧的时候，不可盲从，而应抱一种去伪存真、取精用优的态度，把各家的成果摆在一块认真比较，并综合各方面因素加以推究、辨察，然后取其合理者、科学者从之；如果发现各家的观点有误而不堪择用，自己则应另辟蹊径，重新研治，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下，试从几个方面举出实例加以说明。
古文阅读或教学过程中，首先往往碰到的是断句标点问题。对某些古文，不仅古代的学者作有句读分析，而且今天的学者还作了明确的断句标点，但他们在断句或标点上也时或存在分歧，且其分歧往往引发不同的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词汇、语法、音韵、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分析语境，以观何种断句、标点方式最能传达出古文作者的本意。如韩愈《师说》中“李氏子蟠”云云，目前可以见到两种断句、标点的方法，一是：“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另一种是：“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如果结合上下文意作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前者的断句、标点存在着问题：一是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因为作者的意思只是说李氏子蟠喜好古文。二是与事理、情理相违，因为古文不存在六艺经传那样的科目，故以“通习”应之，明显不妥；再者，六艺经传虽是古时读书人必须课习的，但因其科目繁多，内容参差，很难让一个人都喜好。因此，此处当取第二种断句、标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