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文学教育应多些自我设难
作者:余岱宗
通过对中心问题的设难,环环相扣地带动出水浒女性的各个方面问题,使这些问题在一个逻辑链条上得以自洽的呈现。可见,自我设难,即教育者通过对初始问题的层层设疑,最终将问题引导到一个更开阔更深入的层面上。
文学教育,往往容易在印象式的叙述中涌现出不少闪亮的观点,但印象式的吉光片羽,如果无法形成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链条,则导致文学教育观点的混杂,无法以明晰的逻辑线索去探讨一个问题。长期以印象式而非问题探讨的方式从事文学教育,则可能使被教育者误解,以为文学教育不过是一个关系松散的观点的罗列或单靠个人才情的印象评点。甚至以为文学教育是维护个人感受的主观性的同时取消了文学教育过程中的逻辑性。
事实上,提倡文学教育过程中的自我设难,是希望文学教育工作者能多以问题研究的方式去探讨文学领域中的诸种问题。
探讨文学问题,善于自我设难,不但是为了避免文学教育过程如天女散花般漫无边际,还迫使文学教育者多思考问题并不断拓宽自我的文学视野。
但一个文学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海明威的“冰山原理”,告诉学生叙事的语言一定要简约剔透,真正的艺术只给世人看到冰山的一角,冰山的八分之七在水下深藏,而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那么,作为文学教育工作者,你同时还告诉被教育者海明威的简约风格可以导向深刻,那么,如果把人物的情绪和思想完全呈现裸露状态,是不是就无法引发读者的心灵震荡呢?事实上,俄罗斯伟大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往往是酣畅淋漓的对话。比如,《罪与罚》中拉思科尔尼柯夫与波费利的三次谈话,《白痴》中梅思金公爵与叶班钦将军夫人及三位女儿的初次谈话;伊波利特欲自杀前在众人面前宣读他的声明及其议论的场景;梅思金在叶班钦将军家的一次聚会上的谈话;《群魔》中基里洛夫分别与斯塔夫罗金、与彼得·韦尔霍尔斯基的两次谈话;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希加廖夫等人在维尔金斯基家一次聚会上的发言;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一次路上交谈;《少年》主人公与其同学的谈话、与其父亲的多次谈话;《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佩西神父、米乌索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在修道院里的一次聚谈。可以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完全破坏了海明威的“对话”小于“潜对话”的冰山原则,然而,这不妨碍我们领略这位文学大师思想的澎湃与深邃。相反,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世界文学历史上塑造了众多各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人物,而自我意识的高度外化让其小说呈现出思想狂欢的酣畅淋漓。
如果一位文学教师能够在讲海明威的时候提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在阐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联系海明威,或者,在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体”的时候,还向被教育者提示托尔斯泰的小说是怎样由于巴赫金的取舍被“贬为”与“对话体”相对的“独白型”,等等等等。那么,通过比照研究的辨析定位,将比单单靠对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特点描述或归纳,产生更持久的影响力。
因此,文学教育工作者,如果善于在提出问题的时候非难自我的观点,无形间便拓宽了被教育者的视野,从而不断地把被教育者引向一个更深入,更广博的文学境界。文学教育工作者不同于作家,作家可以固执地坚持一己的审美立场,而文学教育工作者则要向被教育者提供尽可能开阔的文学视野,引入尽可能多样的文学趣味和文学景象。文学教育者的自我设难,既是向被教育者展示教育者的思维的连贯和严密,同时为教育接受者提供一幅幅开阔而非狭隘的文学“地形图”。
文学教育者多一些自我设难,把教育者一次次将自我“逼”向初始论点的反面,这当然不是意味着没有立场,相反,自我设难就是一种不断对话的立场,一种反思自我文学观念的立场,一种创新冲动时时萌动的立场。
自我设难将让文学教育者将自我置于一个反复审视自我、琢磨问题、推敲观点、转换思路、拓宽视野的境地。所以,一个善于自我设难的文学教育者,其教育目标,则是将被教育者从被动的接受者角色塑造成积极的对话者,将被灌输者转变为思考者,将线性的思维启迪为辩证的思维。
文学教育,需要丰富多样的感性判断甚至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文学教育的过程不是捣糨糊,而是要将丰富多样的感性进入一个不失文学趣味的理性化秩序。感性只有在理性的秩序中才能得以保存,得以深刻。尖锐的敏感、汹涌的情思,毕竟需要概念化的反复辨析过程才可能得以定格;光辉艳丽或庸俗粗糙、金刚怒目或低吟浅唱的文学形象,毕竟需要以理性化问题化的方式得以秩序的呈现。自我设难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让重要的审美在思维中得以逗留、品味、推敲,使接受者的心灵得以敞开,感受并触摸到审美的意义所在,这样的审美讨论才可能真正留存在听者和观者的心中。一位心理学家说:“教育就是你把所学到的内容忘光了以后剩下的那点东西。”也许,多一点自我设难的审美话题能够让遗忘的速度减缓,多一些自我设难的文学探讨能够让文学的意义在接受者的心灵中获得永久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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