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文学教育应多些自我设难
作者：余岱宗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第20节提出的“一个鉴赏判断所要求的必然性的条件是共通感的观念”，所谓“共通感的观念”，就文学教育而言，就是文学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需要拥有彼此都可理解的术语、概念。
但是，这个“共通感的观念”，通常并没有办法穷尽具体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某一“共通感的观念”，只能阐释作品的某一方面特征，甚至是某种与其它作品共有的特征。比如，应用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一个理论术语，说王熙凤是一位“圆形人物”，这是对的，但被教育者会觉得很不过瘾。为什么呢？王熙凤的确是个八面玲珑的“圆形人物”，但这个“圆形人物”与薛宝钗或者宋江这样的“圆形人物”区别在哪里呢？这就需要新的概念引入，才能区分“圆形人物”之间的区别，才可能比较充分地解读王熙凤的特殊性。
但是，如此一来，哪怕发现、创作了比“圆形人物”更次一级的理论术语以分析王熙凤形象的特殊性，还是面临着概念大于形象的危险，因为一个概念如果仅仅适用于王熙凤，这个概念未免太狭窄了。所以，诠释王熙凤，总是在一个概念之下，尽量地再引入专门属于王熙凤的某一概念，如此一来，对于王熙凤的形象的解读便在诠释的链条上一路滑行。如果诠释之后，还要再对诠释进行更细致的诠释，没完没了，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追求对文学形象独异性的解释，这样的动机和努力并不能放弃。
那么，剖析文学形象或意境的独特魅力，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思路贯彻到文学教育之中？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自我设难。通过自我设难，通过形象、情节、语言、意境的比照，才可能发现某个作家或作品的独异性——自我设难的目的在于定位。事实上，伟大的、丰富的、多义的文学形象，是难以言尽的，但难以言尽不等于放弃解析，难以言尽更需要不断地比照。第一次说王熙凤的形象是“圆形人物”的人，就是拿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进行比较，这样的发现是相当具有创新性的，因为这样的论断，将性格的丰富多面与否作为审美判断的重要指标。然而，今天如果还拘泥于这样的判断，那么命名就太粗略了。或者说，第一次使用“圆形人物”这个概念来阐释王熙凤，我们说这样的命名是有眼光的。然而，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再说王熙凤是一个“圆形人物”，恐怕就意味着阐释者的无能了。文学的解读，不可能不照顾到历史语境，文学的比照同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比照。
进一步的解读者，如果说出王熙凤这个“圆形人物”其“圆形”之中，其实包含着某中偏执，她的多面性之中内含着难以遏止的贪欲强迫症，她的“圆形”是表面的，她的内心里亦有突出的“扁平”特征，她的多面性，依然是被某种欲望的固执性主导着，进而推导出所谓的“圆形人物”的多面性中的固执性，那么，研究者便找到了“圆形人物”的非圆形特征。这就是说你已经不满足于福斯特所言的“圆形人物”这个概念的内涵，开始自我设难，力图挣脱某种概念的束缚。假如你进一步发现，圆形人物的内在的固执性是常态而非变态，各种各样的圆形人物的内心中都具有某中固执性，那么，你就从例外的发现跨入了寻求新的理论建设的阶段，从边缘的发现走向中心的建构。
为什么文学教育中的教育者的自我设难应该是一种常规手段而非偶一为之的特别方法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理论，总是尽力抽象、概括某种现象或某种存在。这就是说凡是理论总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理论缺乏普遍性，不能适用于一定范围，就不是理论了。但是，这一普遍性遭遇特殊性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呢？我们说“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判断其实就是一种理论推断。但是，这个理论是有前提条件的，只要发现有一只天鹅是黑的，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我们就应当说“绝大多数的天鹅是白的，但也有少量的天鹅是黑的”。如果我们发现了除了白的、黑的天鹅之外，还有其它颜色的天鹅，关于天鹅颜色非黑即白的理论又要修正。可见，任何理论，都要处于不断地被检测，被“试错”的过程中。
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检验真理，更在于修正理论，修正“真理”。因此，从事文学教育，也要抱着一种不断检测理论的可行性的态度，不断地去“寻找例外”。“寻找例外”就是教育者自我设难。自我设难是澄清问题的捷径。
再者，自我设难，是文学教育设定、贯彻逻辑性的内在要求。自我设难，意味着不断为文学教育者的立论做出辩护，辩护的目的在于维护论点的正确性。让初始的论点跨越一个又一个“障碍”，让与初始论点有可能发生冲突的观点和论据纳入你的论证框架之内。第一，这能澄清表面上可能对你的观点造成不利因素的观点论据，让你的立论更站得住脚；第二、如果自我设难的确无法使得不利于你的观点论据“臣服”，反而君临于你的初始观点之上，即反对性的观点论据显得更有力，那么，这就意味着你该拓宽、修正甚至根本性地改变你的初始观点，那么，这个“自我设难”的“难”就不是思路的障碍点，更是让你思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弹跳点；第三，自我设难，通常是问题的逐步的显山露水，是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的环环相扣，所以，自我设难，就是自我对话，是一个相关、相对，特别是相反的立论在思维的行进中不断被审视、被辨析、被吸纳入思考的范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以有利于自我论点的论据来证明自我的正确，相反，与潜在的对手对话，与可能的冲突的观点商榷，才可能真正让自我的立论站得住脚。虽然，自我设难，并不是要求论者都一定要推翻所有现成的概念，另起炉灶——毕竟，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所谓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需要积累，而不可能单单靠自我设难就能实现。但是，自我设难的存在，至少表明你的文学教育理念不是完全依靠直觉，而是进入一个逻辑辨析的过程。在这个逻辑辨析的过程中，自我设难就是检验你的观点是否恰当，能在何种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内适用，是否恰到好处地推断出你关于某个形象或某个意象的特点呢。自我设难，是防范性的进攻，或者说是在进攻过程中的积极防范。即论者应预期性极强的发现自我论点可能存在的漏洞，通过自我设难，明确地排除观点中不利于自己的论据，或者将表面上不利于自我的论据通过理论上的论证证明这样的论据恰恰会进一步证明自我观点的正确。
比如，青年学者孙勇进在《祸水话题》一文中提出《水浒传》中的妇女观念是典型的男性中心思想这一论点。以为水浒世界里的女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妖女，一类是魔女，一类是无面目女性。妖女是那些美而不好的女性，如毒死武大郎的潘金莲，私通裴如海的潘巧云，私通管家并陷害卢俊义的贾氏，给宋江带绿头巾的阎婆惜，卖俏行凶的白秀英，陷害史进的妓女李瑞兰，等等，等等，这些女人大都薄有姿色，但一个个全都是桃红陷阱，不知陷翻了多少好汉。魔女是“好”而不美的女性。说“好”，是指可以进入好汉级别，能在水泊梁山大寨中坐一把交椅，说“不美”，是其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一概全无。水浒世界里就出现了两个此方面的典范：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一个是母大虫顾大嫂。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无面目女性。如为赔偿损失而嫁给霹雳火秦明的花荣的妹子，人们或许可以从她的文秀的哥哥花荣来推断，她大概容貌和品德都不错，说不定还是上选，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情如何，不得而知。单是如此分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似乎已经全面。但自我设难接踵而来：《水浒》里也不见得就没像样的女人吧？比如林冲的娘子可说美而又贤，扈三娘漂亮而又英武，再有那个被鲁智深救了的金翠莲心肠也不坏，知道感恩图报，这又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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