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由《墙上的斑点》认识伍尔夫
作者：陈 溪
英国现代文学中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出身书香门第，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位哲学家、传记作家和出版家，他不但才智过人，而且交友甚广，家里经常坐满了文学或艺术领域的杰出的人才，他们的高谈阔论使得少年弗吉尼亚受益匪浅；另外一个对弗吉尼亚一生和思想和创作都有本质影响的地方是伦敦的文化区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在那里，弗吉尼亚开始接受了帝王学院的历史和语言课程教育，并开始为报社写自已的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很多在剑桥大学读书的青年，组成了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团体（Bloomsbury Group，1907~1930），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评论家、美学家和哲学家甚至经济学家纷纷融入，成为了当时英国新思想的中心。
但家庭氛围的令人称羡和文学创作的耀眼才华，却无法弥补弗尼吉亚精神深处的孤独和痛苦，在她一生当中有两次记忆是她创作的来源和根基：一个是童年的流浪，一个是早逝的亲人。她深爱的母亲、二姐、父亲、哥哥都过早的逝世而给她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绝望和痛苦，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为不断纠缠她的梦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伦敦的住宅和出版社毁于一旦，时局的动荡和回忆的绝望迅速地吞噬了她的身体和精神，1914年创作《幕间》后，她的大衣口袋中装满了石头，在极度虚弱中投河而死，死前留给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的遗言上写着：“世上没有哪两个人比我们更幸福……”。
伍尔夫热爱生命、热爱写作，从来没有放弃对人生、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她的创作克服了病痛和女性身份的阻碍和局限，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她所熟知的生活；她的文学评论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和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致力于意识流文学思想、形式和语体的探索和实验，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宝贵资料来源。下面拟从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女权主义思想三方面来更进一步地认识这位女性文学家的思想精髓。
（一）作为小说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伍尔夫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在实验探索新的创作理念和技巧方面经过了一个并不轻松的尝试阶段。她写于1915年的处女作《出航》和后来写于1919年的《夜与日》，无论是内容还是叙述风格都没有脱离传统小说的范围，但她在创作中对于体现人的内心世界和深层意识的关注一直没有退却。
1917年伍尔夫的短篇《墙上的斑点》是她的第一篇意识流实验小说，从整个创作来看，也可以看作是作家意识流风格形成的一个良好开端。
《墙上的斑点》主要描述了一个身份、社会地位、个性爱好、年龄等都不明晰的主人公的联想。主人公由墙上的一个斑点生发猜测，在猜测中牵连出一系列的回忆、历史、感受、思索和感叹，当最后她的思绪被喧哗声打断时，才发现那墙上的斑点不过是一只蜗牛，小说到这里也戛然而止。
在这篇小说中，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而非浅层的行为表象。由一个小小的斑点，作者的细致笔触延伸到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生活的许多层面，一个斑点，它或许是一枚钉子留下的痕迹，是为了挂一幅贵妇人的肖像，由此想到艺术追求的问题；可是斑点太圆，不像钉子的痕迹，于是感叹生活中的偶然失去，想到来世；斑点有些像夏天留下来的花瓣，由此又想到特洛伊城、莎士比亚，想到人本能的保护自我形象，想到伦敦的星期日等等；由斑点在光线下的影子，主人公又想到古冢，想到宿营地，想到上校、牧师、学者，向往一个没有学者的思想自由的感性世界；斑点好像是木板的花纹，于是想到树，想到树的生存之感……
如此一来，墙上的斑点对于作者，无异于一把打开联想与记忆闸门的钥匙，想象力的洪流汹涌澎湃，引领读者的感官神经随着作者的思维意识之流在漂移。虽然只经过了最多几十分钟的物理时间，但作者却向我们展示了飘忽不定的思绪所能包含的巨大容量，这篇小说是一次以时间和意识为叙述核心的创作原则的有益突破。
1921年到1927年，伍尔夫又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星期一或星期二》、长篇小说《雅各布的房间》、《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其中《达罗卫夫人》是伍尔夫的代表作，也是本世纪英美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之一。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得到启发，伍尔夫开始在《达罗卫夫人》的创作过程中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个人写作风格，具体表现在：把人物变化多端的意识和感受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通过作品的精巧的“心理活动结构”设计来重新看待和组织生活，利用外在的客观时间来切入心理时间之流，勾画清晰的客观背景；作品中常常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总体情绪贯穿了始终，形成一条不停流淌的生活与意识的热流，人物无法也无力去摆脱这种意识流在心中留下的忧伤、茫然、沉重等情绪，显示出主题的深广性和严峻性。
1927年发表的《到灯塔去》被视为伍尔夫的具有明显自传成分的作品，作者在日记中曾谈到这部作品时说：“这本小说不会太长，它将包括对父亲的全部性格刻画，还有母亲的；还有圣爱维斯避暑地，还有童年经历，还有我通常要写进书里的所有东西——生与死等等”，这部作品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时间问题的完美处理，并加入了出色的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也一贯被认为是她最出色的小说。
伍尔夫后期的作品有传奇色彩小说《奥兰多传》、长篇小说《浪》、《岁月》，及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其中在《浪》这部小说中，作者对实验小说的探索走向了极致，人物意识就像海浪一样层层推进，互相渗透，但各自又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色彩，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痛苦与孤独。
总的来说，伍尔夫的小说创作虽然受到她较狭窄的生活经历的局限，但却以她超常敏感的思维和意识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和内心需要；语言流畅、细腻、灵动飘逸，才华熠熠。
（二）作为文学评论家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除了在小说创作与实验中的勤奋耕耘，伍尔夫还积极地、主动地通过她的评论，向传统作家和他们的文学观念发出挑战，同时也奠定了她作为意识流小说先驱的地位。
伍尔夫对于她认为保守陈旧的写作理念和方式的批判和反对是非常直接和尖锐的。
1915年她发表的著名文章《现代小说》被视为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宣言，它与另一篇文章《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起共同正面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伍尔夫认为，“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光轮，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琐碎，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表现它的错综复杂和难以理解的特点。
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的演讲中，伍尔夫把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等小说家称为“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描写的是“躯体”的真实，而非真正的“心灵”真实，她对这些不同于她的审美取向的作家一律采取扬弃的态度，在二十年代现代派文学蔚然成风之时，表现出鲜明的论战性，为意识流文学争取了一席合法地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