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沈从文《边城》细读
作者：金 理
翠翠不是五四以来被人道主义的概念以及现代化的教育体制所培育、规训出来的人物，她完完全全是“自然之子”：“在风日里长养着”，是山水中的活物，与天地浑然一体。“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她的美丽、善良与天真，就是大自然清辉灵性的投射。大自然给予她全部生命，那种丰满、质朴、圆润的风致，本就得自风、日、青山绿水的滋养，而这个生命体本身又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般“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这种与山水融会一体的气质，与自然进行生生不息的回环、交流、映照的本能，使得翠翠成为一种生命的现象。当沈从文在现实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各种要求已然得到了满足，世俗的功名、美满的婚姻、安稳的生活一一实现，内心却还是存有一个超越世俗的渴求，已经步入了现代文明的常轨，心底深处却渴求着应和那份与自然相协的律动。《边城》的创作是沈从文在追寻心中的一个梦，翠翠就是他的这个梦，梦中分明渗透着《从文自传》里那个在大自然万物百汇、光影声色中活脱跳动的少年精灵的影子。而在读者心目中，翠翠这个形象完全成为典范自然人性、寄托超现实的美好理想的化身，那浑身发散的健康、美丽、庄严，如徐徐清风，沁入被社会、文明的各种成规所压抑的现代人的心脾。
然而这个田园牧歌的世界中，也逐渐显现出不谐和的因素。比如翠翠的故事：码头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结果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翠翠的外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故世，留下翠翠一人等待那个“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二老。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感，每个人都淳朴、诚实，爱得坚贞，用心良苦，悲剧发生的缘由似乎是一连串的误解和人事的弄巧成拙，作者大概倾向于把根源归咎于无法左右的天意，仿佛古希腊人性悲剧中人与不可抗拒的命运之间的冲突。沈从文的用意，是构筑这样一个田园牧歌的世界来供奉美好而自然的人性，反抗现实秩序对人的压抑，与都市文化的贫弱“失血”形成对比。
1934年在写作《边城》过程中，沈从文因探望病危的母亲离京回乡，非常敏锐地发现以往情景正在流逝：“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长河>题记》）当他用“常”与“变”的眼光去打量湘西世界时，态度的复杂就显现出来了，一方面极力挽留桃源仙境般的神话，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湘西世界日趋没落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正如小说末尾那座“与茶峒风水有关系”的白塔在老祖父故世的风雨夜晚轰然圮坍，预示着在现代化不可抵御的展开情境中，田园牧歌神话的必然终结。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沈从文在纯美极境中表达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以及潜藏在那种无可挽回的悲剧背后沉静深远的无言追悼。正如汪曾祺讲的：“《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常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又读<边城>》）沈从文正是用小说中的美好世界与现实生活的黑暗丑陋相比照，提醒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并且给予“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边城>题记》）。
30年代的中国文学进入了无名状态。大一统的时代主题已趋瓦解，文学创作道路出现明显的分途，在坚持启蒙以及一部分更加激进的作家走左翼的道路之外，还有一大批很有才华的作家开创了新的立场和创作道路，他们将视野转向普通的民间社会，但不像启蒙主义无意间会遮蔽民间世界的真相，也不是左翼文学那样以意识形态来图解民众生活，他们探讨民间承受苦难的能力，并且努力把社会底层的生活真相不带有知识分子目的地展示出来，在叙事、语言、题材、观念上都焕然一新。民间立场和民间审美观念的出现，为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原来偏重于知识分子自身题材的“由启蒙到革命”的狭窄性，把文学创作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由启蒙到民间”的新天地。比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就为文学带来了崭新的艺术空间。
民间立场的观照，为解读《边城》这个悲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虽然沈从文是在都市中为现代人想象乡土描绘图景，但是每每潜心于自己笔下的民间世界时，那种“自愿作乡下人”的意愿总会自动发生效力。就像小说第二章提到的那样，“河中涨了春水”，“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水冲去”，而湘西民众“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的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天保的身亡、傩送的出走、老祖父的故世以及翠翠的等待，这一切如果从“一个普通乡下人”的眼光来看，正是“在自然的安排下”，面对“无可挽救的不幸”时的“无话可说”，他们恬淡自守着那古老、质朴而简单的存活法则，原本就像天气刮风下雨，山中草木的春华秋实一般，自然不过，生生死死，轮回不已[1]。如果跳出现代性规划的想象图景，就会发现白塔轰然圮坍，“又重新修好了”，这正是地道的中国乡土式的地久天长。在人类自我生命的节律和大自然节律的应和、共振中，“时间”的意义趋向永恒（特定空间的非时间化、时间的恒定化），从而凸显出一种苍莽辽阔、深邃沉静的无言之美……
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里谈到《边城》，有这样一段“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从文学世界和创作主体的关系来看，这其实是理解《边城》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沈从文研究专家张新颖教授有过一段深入的论述，以这段文字来结束本文，最恰切不过了：
“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原来《边城》中的悲剧意味可以说是指向沈从文本人的生活痛苦。这其中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
“‘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生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精读》）
注 释：
[1]《湘行散记》中一篇《1934年1月18日》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水行途中，一只大船“搁浅在滩头激流里。只见一个水手赤裸着全身向水中跳去，想在水中用肩背之力使船只活动，可是人一下水后，就即刻为激流带走了。在浪声吼哮里尚听到岸上人沿岸追喊着，水中那一个大约也回答着一些遗嘱之类，过一会儿，人便不见了。”这件让沈从文大感“惊心眩目”的事（有点类似《边城》中天保大老的身亡），“从船上人看来，可太平常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普通乡下人”和现代知识分子这两种视角的差异。在同一篇的稍后部分，沈从文又有这样的感叹：“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甚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两种视角交替的情形，在《边城》中也可见到。沈从文一方面醉心于描绘那个生生死死、千古长流的自由世界，“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但是知识分子的视角又时或浮出，思索着“常”与“变”，对那个“千年不变”的自由世界投去“无言的哀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