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沈从文《边城》细读
作者：金 理
1923年，这个在特殊的地理、历史和现实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闯荡进了北京。第二年，沈从文开始发表作品，192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蜜柑》。1932年，时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利用暑假写出了《从文自传》，这一年他刚过三十岁。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本身即是优秀的散文，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超越文学的意义：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从文自传》沿途追索自己生命的来历，完成自我的确认；而这样一个自我的确立，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未来作好了准备。此前沈从文写作十年，虽然发表了数量庞大的作品，其中也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他的创作仍处在探索阶段。但《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确立了自我之后，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为了将《边城》置放在沈从文整体的文学背景中加以研读，我们先从他的两篇小说谈起。
《柏子》的故事很简单：年轻的水手，行船了一段时间，终于泊到一处码头，“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走过跳板上岸，“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而灯光下的妇人也正翘首以待，于是，“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沈从文在这里的用笔是恣肆的，恰如故事中人物的粗犷热辣。柏子和妇人不像城里人在表达感情时曲折细腻，“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但是再看下面的对话与念想，你就能在粗犷欢会的背后窥见人性的单纯与真率：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说，‘我问你，昨日有人来？’
‘来你妈！别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还算到你这尸……’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你才乐！’
‘是，我才乐！’妇人说着便稍稍生了气。
柏子是正要妇人生气才欢喜的。”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的像蚂蟥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他的所得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
一朝欢娱竟然要等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劳苦”与“风雨太阳”，那么这份欢娱的背后未见得不隐伏着忧痛；然而反过来想，正是在这样忧痛隐伏中的爱恋与相思，才更见出真率与淳朴。小说一开篇渲染热闹的劳动与歌唱场面，同水手与妇人的欢爱一样，这正是他们在“劳苦”与“风雨太阳”的桎梏下生命力的蒸腾。
柏子们“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也不知道可怜自己”，从表面上看可以视作对自我生存方式缺乏反省的麻木；也可以说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加鞭挞的封建残余。然而重要的是沈从文没有就此滑入精神悲剧等待启蒙的模式，他没有高高在上持道德批判与理性启蒙的立场，他了解这种生存方式的委屈与困难，他也看到其中人性的温厚与美善。所以沈从文更能体贴乡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款曲委婉。《柏子》中有一处交待：“落着雨，刮着风”，“雨声风声”，“江波吼哮”，“船只纵互相牵连互相依靠，也簸动不止”，然而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这一种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对此决不奇怪，不欢喜，不厌恶，因为凡是在船上生活，这些平常人的爱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沈从文在为柏子这样的人物画像时，其实正和他笔下的人物一处生息着，他自己也是“坐船人”，“在船上生活”着。
沈从文在展示“乡下人”精神特征时的寄托，在与《八骏图》这类小说的并置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显豁。所谓“八骏”，是指客居青岛大学的达士先生连同他周围的七位教授。小说通过达士先生的视角，揭开七位教授虚假、萎靡、孱弱、阴暗的面貌：看似家庭美满的教授在“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自称“老人”的教授在心中晃着“苗条圆熟的女孩子影子”……最妙的是结尾处，达士先生身受海滩上神秘女子的魅惑，向未婚妻撒谎推迟归期，显然达士先生自己也在小说叙事者解剖的范围内。全篇精巧而锐利的讽刺，直指现代文明与城市文化培育出的精神贵族、知识精英，他们被社会与道德紧紧捆绑，自然本性被压制，终于人格分裂。两相比照，如柏子一般在湘西世界的光影声色中自然舒展的人性状态，当然显得活泼、自由、健康而明朗。小说最后写：“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海的本质是沈从文素来钟爱的水，它与自然、人性本源相联系，“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用海来治疗”。在这一意义上，苏雪林的评点贴近沈从文的创作理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沈从文论》）
让我们回到1933年，随着生活的日趋安稳和事业的起步，沈从文逐渐被都市和主流文化所接纳。先前创作中时或出现的芜杂和矫情慢慢滤去，沈从文不仅找到了一份独特的情感天地，更重要的，他拥有了表达这份情感的独特方式，他开始把饱满而丰富的情感压缩到文字后面，用朴素、澄澈的叙事来表达他对湘西生活的复杂态度。于是，《边城》诞生了——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这完全是一个桃源仙境般的世界。山水秀美，风俗淳朴，无论是农民、水手还是妓女，无不重义轻利，守信自约。沈从文描绘的这一民间世界，将藏污纳垢的混浊澄清掉，首先贡献给读者的，是一颗玲珑剔透的美玉，它钟灵毓秀，折射出自然熏陶下的人情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谐和）、人性美（人自身的美好）。接下来是翠翠的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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