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时代思潮与文言文地位的变迁
作者：陈圣宇
其中“新读经运动”可视为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中小学生读经的消息就不断见诸报端。1993年，台湾学者王财贵发起了“少儿读经”运动，据说全世界至今已有数百万儿童参加。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启功、夏衍等多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1998年团中央、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千所学校的400多万少年儿童中开展起来。2004年，蒋庆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其中收录了《诗经》、《孝经》、《传习录》等近20部儒家经典，这引发了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批评（《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而数日后秋风在7月13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对薛文提出反批评。这场争论迅速蔓延到网络，博客中国、天涯社区、世纪沙龙以及各大新闻网站的文化频道相继开出专题或讨论读经话题。关于读经的争论迅速升温，论争规模也日渐扩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最近上海孟母堂被有关部门勒令关闭的消息再次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在各大媒体和网络上展开了关于办学方式自由化、应该如何看待国学复兴的大讨论。孟母堂这类机构以私塾形式招收学生，以《论语》、《孟子》等经典的文言文作为教材，标志着新读经运动依然方兴未艾。此类教学机构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对恢复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渴望，可以促使我们反思僵化机械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无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上世纪末兴起的这股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文言文的地位水涨船高。有人研究90年代以来的多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认为“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语文教学大纲，文言文教学要求表现出了‘攀升’的趋势”。（冯旭洋：《九十年代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文言文教学要求的演化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2000年，教育部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新大纲正式颁布施行。与已往的大纲比较，新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提高了对古典诗词和文言文的学习要求。2001年，南京考生蒋昕捷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赤兔之死》居然赢得了高考作文满分，这一事件轰动了全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个满分，无疑标志着教育界权威对于文言文地位上升的充分肯定。
在教育部最新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课程性质”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阅读与鉴赏”部分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并在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科书的选文要“富于文化内涵”。在附录的课程举例中，辟出“中华文化寻根”一节，要求“通过古代文化知识的学习，感受中华文化的辉煌多姿和源远流长，以激发爱国情怀和文化寻根的兴趣。积累历史文化知识，增加文化底蕴，并融会贯通于语文学习的全过程。关心并学习调查自己身边的文化现象，探求其历史根源和演变轨迹，讨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个标准已经意识到语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承载着文化。语文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种语文，即是学习一种文化；语文学习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同时标准还希望学生能进而讨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体现了制订者致力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大视野。
回顾20世纪两位著名国学大师的言论。陈寅恪认为：“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4、285页）钱穆认为：“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修订12版，第3页）要做到“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做到“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真实之了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继承本国的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在新的世纪踏上一条发展的坦途。纵观文言文地位，随着近一个世纪时代思潮的演变发展而不断跌宕起伏，似乎又有回归原点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一种单纯循环，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种有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