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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与文言文地位的变迁
作者：陈圣宇
但文言文的地位随着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发生了动摇。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屡屡在对外战争中失利，天朝的大门被西方列强轰开，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但国门洞开的同时也带入了西方新思想和新潮流。当时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屡战屡败，沦落为殖民地的局面，普遍感到痛苦和困惑。他们开始积极吸收先进思想，并大力宣传、引导民众接受各种新思潮。
在内外交困之中，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废除科举，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推行“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参照日本学制，把小学教育规定为两级9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学教育为5年，开设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两门与语文教育有关的课程。其读经内容分别为：初等小学堂为《孝经》《四书》《礼记》节本；高等小学堂为《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中学堂为《左传》《周礼》。其中国文学内容，初等小学堂为：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高等小学堂为：古文及古诗歌；中学堂为：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古诗歌。从所列教学内容来看，“癸卯学制”的语文教育内容依然以儒家经典文言文为主。癸卯学制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文言文来达到所谓的“读经”、“尊孔”、“忠君”。《学务纲要》第九条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这实际上是依然试图通过读经来维持封建帝制。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增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4册，被认为是新学制颁行以来最早的中学语文教科书。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林纾评选的《中学国文读本》、章士钊编辑的《中学国文典》、刘法曾等评辑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基本全选古文，注重阐发其中的封建道德思想。但一些代表维新思潮的时务文章（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等）和翻译西方作品（如严复的《天演论》等）也已开始进入语文教科书。这标志着文言文数千年岿然不动的地位已经松动。
清政府企图通过继续鼓励研读儒家经典文言文，灌输忠君思想来维持帝制，但是这一努力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破产。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野心勃勃，妄图恢复帝制。与政治上的复辟行为相呼应，他在教育领域掀起尊孔读经逆流。1914年6月，袁世凯政府教育部通饬内外各学校书坊，在修身及国文教科书中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915年2月，其教育部又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在教科书一项中规定：“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要求初等小学讲解《孟子》，高等小学讲读《论语》，中学应该读《礼记》、《左传》，以其避免“数千年固有道德之沦丧”。这种借助教授儒家经典文言文，为复辟帝制张目的倒行逆施行为，理所当然遭到各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但在1919年之前，“桐城古文基本上是中学国文教育的范本”（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当时的一些中学国文课本，依然是桐城派古文的天下，如1913年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和1914年谢无量《新制国文教本》都是如此。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五四先驱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猛烈攻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旧道德，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共和、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并演变为时代主旋律。宣扬“文道合一”封建思想的桐城派古文自然成为攻击焦点，无法逃脱口诛笔伐，被丑化为“桐城谬种”，并最终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以及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映到中小学教科书上，主要体现为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反对封建思想，宣扬共和、民主、科学的精神。
在五四先驱看来，文言与口语严重脱节，严重的言文分离和僵化的语法、词汇和句式，使文言成为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技艺，而成为广大底层人民识字习文的拦路虎，妨碍他们接受启蒙思想，不利于“开启民智”。此外，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充当“代圣贤立言”的角色，人们早已将文言文和封建思想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文言文俨然成为封建旧道德的象征，种种社会罪恶被归诸于文言文。在这种“靶垛效应”下，摒弃文言文俨然成为彻底打倒封建旧道德的标志和象征。胡适赞美白话文为“活文学”，抨击文言文为“死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卷4号）。陈独秀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6卷1号）
其实，谋求用白话取代文言占课本统治地位的浪潮早在五四之前就暗潮汹涌。1916年蔡元培、黎锦熙在北京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掀起了国语运动的潮流。1917年3月，《新青年》杂志公布蔡元培领衔的《征求会员书》，宣称“同人等以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改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会议，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提出改编小学课本，主张：“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做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科以外，别种科目的课本，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周作人等：《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教育公报》，1919年第9期）
在轰轰烈烈的五四大潮冲击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在1920年1月向各省发布训令，根据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两个议决案，认为“体察情形，提倡国语教育实难再缓”，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修正《国民学校令》，将有关条目中的“国文”改为“国语”。4月份又发表通告，将已审定的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包括国语在内的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供小学使用的《新体国语教科书》开始面世，接着，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教育部这一举措获得了时人高度评价。胡适认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1923年，教育部公布了《新学制课程纲要》，被称为“壬戌学制”。在1912年学制基础上，小学国语课程目的改为“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初中国语课程的目的：第一，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第二，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第三，引起学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其课程纲要指出，“本科要旨在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由语体文（即白话文）渐进于文体文（即文言文），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高中国语课程的目的：第一，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第二，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第三，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第四，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这四条目的中，有两条是直接关于文言文的，而第一条中的“中国文学名著”，从胡适所列的书目来看，基本都是“整理过的古书”。从中可以看出胡适对于文言文的态度已经与五四时期有明显不同，这与胡适此阶段反思其五四时期激进的态度，以及其“整理国故”的思想逐步系统化、完整化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