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我看徐江的语文教学批判
作者：唐子江
(三)关于“阅后设题写作法”
所谓“阅后设题写作法”，“即解读者在完成对文本的阅读后要紧扣文本重点信息设话题以写作实践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这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写“读后感”!徐先生所做的不过是自己给学生命了题，定了意，还煞有介事地改变一个提法就作为一种新法子到处推销(徐先生的批判文章中这个做法经常出现)。徐先生所设的五道题，分别要学生说“去悔”、“进取”、“慎取”、“深思”、“合力”，都不过是将徐先生自己的所理解的文章主旨加以切分而已，没有任何“逆向”，“发散”的成份——这可是徐先生挞伐中学语文的罪状之一!徐先生竟然犯着他猛烈批判的“未增加新信息”的“无效”教学的毛病!更要不得的是，他明显误读了文章中“慎”的意思。对于《说“慎取”——读(游褒禅山记>有感》他是这样解题的：“慎者，谨慎认真之谓也。这里的“慎取”是指要做一个有心人。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之所告诫也。其‘慎’之精神，如……此种品质，我辈后人当‘慎取’之也。”了解原文的人都知道，王安石此所谓“慎取”是特针对一些人在文献不足时，粗心轻率(注意，不是无心!)地吸取知识，以至后世学者可能“谬其传”而以讹传讹、一错再错的情况提出来的，所以他的本意是要求对待知识、传闻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能轻易下判断。徐先生的理解与王安石的本意相去甚远，学生如果按徐先生的“解读”(误解之读)去“说慎”，岂不是越“说”越离谱?如此误导学生的教学，也能算“有效”?相比较而言，学了《卖炭翁》之后让学生写《卖炭翁回家之后》的老师，比徐先生要高明。
二、徐江先生语文教学批判的“无效性”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徐江语文教学批判有这样的突出特点——有意无意的在批判使用一些“三十六计”的招数：其一是“偷梁换柱”。原计是指用偷换的办法，暗中改换事物的内容，以达到蒙混进而战胜对手的目的。在语文教学批判上，徐先生表现为用新名词来代表旧概念，进而将新名词作为“新概念”并以此作“新式武器”对旧概念进行批判。比如明明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却偏偏说是什么“‘表现性’追问法”；明明就是要学生写“读后感”，却要将其叫成“阅后设题写作法”。其二是“反客为主”。本计原指在战争中借援助盟国的机会，自己先站稳脚跟，然后步步为营，设法由客变主，将盟国取而代之。在语文教学批判中，徐先生首先就语文教学的“无效性”进行批判，随后提出自己的“有效性”，要将“无效的”中学语文教学取而代之；徐先生是一位综合性大学(非师范专业)的教授，按理说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了解有限，实际经验并不多，但他由于不满中学老师们的教学而要对他们“再辅导”，完全以一个中学语文教学的权威自居，抢站批判的“制高点”，居高临下的展开他的批判；本来，学习的主体应该是学生，老师只是起主导作用的“客体”，但徐先生却处处包办代替，俨然成了教学中的“主体”，这也是他“反客为主”的表现。更有甚者，徐先生起初只是不满一般老师对有关文章的解读，后来则对《游褒禅山记》、《六国论》等名篇佳作本身也有“不满”——对它们作了改动，并在批判文章中认为自己的改作比别人的原作还要好。其三是“树上开花”。原计是指在树上粘上用绸缎做的假花来迷惑人，用在军事上指在战争中借各种因素来为自己壮大声威，唬住对手。徐先生对此计的运用表现为在语文教学批判中，经常运用一些文学、美学、哲学的概念，动不动就引述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的话，还时不时自创一些新名词，让人看了半懂不懂，觉得高深莫测，即便不愿苟同也不敢轻易质疑其批判——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看不懂”。
就《游褒禅山记》一课的设计来看，徐先生的教学方法跟传统一般老师的教学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有“很大不同”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他将别人同样的做法借一些写作学、文艺学、哲学乃至自创的名词术语来加以重新定义包装，就作为是新的“有效的”做法，再以此为标准，去与传统教学方法(同样的方法!)做比较，来彰显一般语文教学的“无效”。徐先生这有点像是拿新瓶装旧酒，再拿装在新瓶里的酒作为“新酒”跟一般的“旧酒”比较，自认为自己的“新酒”比别人的旧酒好，自己的酒“有效”，别人的酒则“无效”。其实，装在新瓶里的旧酒仍然是旧酒，如果原来不是做卖这种酒营生的，就算将酒装在新瓶里还是卖不过别人。想以酒瓶的新旧来决定酒的新旧以及酒质的高下是徒劳的。如果说一般语文老师的教学是“无效”的，那么事实上与中学老师的教学没有本质区别的徐先生的语文教学同样是“无效”的!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来更换理论术语，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武装，更不能改变现实。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较为远离中学语文教学第一线，对中学语文教学了解自然有限。虽然徐先生也主动到中学去参与实践，但大学与中学的教学内容、教学风格、学生情况等毕竟有很大不同，无论悟性多高，如何努力，长期远离中学在大学工作的徐先生要在一朝一夕间像中学老师一样了解中学教育是不可能的。我们无论如何理性，也很难超越自己的感性认识去认识和改造世界，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行为都不可避免的带上自己深深的经验烙印。从其《游褒禅山记》一课的设计中可以看出，徐先生基本上还是以一位大学老师的身份来设计中学的教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设计中特别注重高深理性的知识讲解、理论辨析；从其对作文“无以复加”的重视程度看，我们又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位写作学老师的影子；从对课文“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内容取舍看，又让人感到教学设计者对中学的教学要求以及中学生真正的学习需要疏离……由于种种的客观局限性，徐先生的教学设计不少的环节与内容与现实明显脱节，是很难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些“树上开花”批判手法可能可以唬住一些批评者，但不能改变徐先生语文教学“不切实际”这个基本事实。然而徐先生偏偏又从自己“不切实际”的设计出发来展开他的语文教学批判——为批判中学语文的“无效教学”，徐先生专门设计自己的“有效教学”方案，但我们发现他的教学设计跟他所批判的教学大同小异，而且漏洞更多，更不切合实际!他的大部分做法跟别人的一样，他只是用了不同的提法，却据此批判别人的教法为“无效”，标榜自己的教法为“有效”——这便是徐江语文“无效教学”批判的基本架构！——也正因为如此，徐江在否定别人的同时其实也就否定了他自己，并且否定得更加彻底！如此的语文教学“批判”——想维护自己但结果发现自己所维护的正是自己要批的；而自己所批判的又正是自己要维护的——这样的“批判”是不能自恰的，对当下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并没有真正的冲击和构建作用，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无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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