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杂文篇目商榷
作者：陈 鹏 邓 敏
我们知道，杂文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惟其关注现实，所以没有隔膜，容易让人亲近。但是本单元四篇课文分别写于1934年、1940年、1988年、1983年。这样的时代对于我们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阅读和理解是比较容易的。而对于教材当下学习接受的主体——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是他们不曾见过的有着深深隔膜的历史。不过教材编写者倒也有先见之明，本单元《单元导读》专门提示：“阅读杂文，要联系时代背景，领悟形象的阐述中所蕴涵的道理……”在实际教学中，确也验证了编者们的估计，孩子们阅读课文三遍之后普遍反映是“不知所云”，只有当教师对作品背景作详细解说之后，他们才略有所悟，若有所得。这样的教学过程如果是在古诗文学习中出现倒也情有可原，杂文学习如此艰难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笔者认为，其它文体选择篇目时代久远一点倒也无妨，对于新生而又速朽的杂文不如大胆选择新文章。
当然，新文章不单是个时间问题，写作年代倒也不是问题之根本所在。诚如《教师教学用书》（人教社语文第二册）第二单元单元说明所言：“一般来说，鉴赏杂文，要熟悉杂文的时代背景。然而，优秀的杂文，它所概括出来的社会‘类型’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时代背景，也可以把握杂文的实质性内容。”姑且不论优秀与否，《拿来主义》论及的接受和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我若为王》对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批判，《剃光头发微》所批评的弄权耍权的问题都可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老师和学生一起讲讲读读倒也不错。但是，《庄周买水》所批评的“官倒”现象，作为社会转型期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要让学生明白，教师非得讲一大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相关知识不可。如此，语文课倒也真正具有了所谓“大语文”的人文光环。但是语文毕竟是语文，不是政治和历史，做过了头就是喧宾夺主。
《剃光头发微》是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意思在它的写法上。吴庚振如是说：“作品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极力挥洒古代和现代种种关于剃头的故事，摆出一副真个要对‘剃光头’发微的架式，云山雾罩，但读到后边，我们才恍然大悟：作者的本意原来是要对那些滥施‘权威’者加以嘲讽。读完全篇，我们禁不住要拍案叫绝！”（《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版）但是且慢，吴先生可以叫绝，我们却无论如何叫不出来。先让我们看一下文章的由头。作者写道：“不料，3月2日读到《人民日报》一封读者来信，却使我大大不舒服了一阵，那封来信正是关系到理发工人的。说是济南市一家理发店的理发工人，拒绝给一个‘乡下佬’剃平头，认为乡下佬只配剃光头。当‘乡下佬’碰了壁跑掉以后，一对男女理发师还说：‘乡下佬还想理平头，没门！’……”就这样一件事儿，要我及我的学生来看来想，无论如何扯不到“权威”上去。依拙见，这该是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缩影，工人农民阶级兄弟情谊的意识形态表达在此映射荒诞无稽。如此说来，何满子先生在胡说八道了？也不尽然。这种现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具有普遍的意义，其间社会优越阶层——如这两个相对优越于乡下佬的城市里的男女理发工人——确也莫名其妙地就天然地具备了某种权威。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威从何处来，而非权威的享有者该不该“滥用权威”。何满子先生似乎是在隔靴搔痒，舍本逐末。这样看来，何先生“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极力挥洒古代和现代种种关于剃头的故事，摆出一副真个要对‘剃光头’发微的架式，云山雾罩”，就显得有些可笑了。让我的学生读这些掌故学这种写法，我怕他们会变得缩头缩脑，或者油腔滑调。
《我若为王》的内容确实不难理解，文章旨在批判“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有人说这两种思想在许许多多的国人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学生中也时时出现，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这正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我不敢苟同。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确实描述了中国历史实际存在的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但是那毕竟已经是灰飞烟灭的历史，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现在还有“王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的残余是不错的，但是非得要我们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从文中“读出自己”，自觉地去除奴性，自觉地做好社会的主人，据此来实现《我若为王》的现实教育意义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更让人无法可想的是教材50页的课后练习三，为了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领会文章主旨及其现实意义，编者提供了一则1981年的时文材料《被民主遗忘的角落》，讲述了湖南的一个李皇帝和四川的一个朱皇帝的有关事迹。不知道这20多年前的偶然事件在今天还能不能称之为现实生活。
《我若为王》的主旨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但是笔者以为，由于作者聂绀弩本人的成长和时代拘囿，他自己在社会视野上的局限，在理想人格上的分裂矛盾（此处没有人身攻击，笔者以为人类的大多数包括笔者自己，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格分裂矛盾之症状，但是我们不可以让具有此类病状的文章流毒后世），导致《我若为王》一文表现出自相矛盾、粗暴乖张、歇斯底里的病态面貌。作者的铺设无疑是高明的，但是作者在第六段“恍然大悟：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连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于是第七段“我深深地憎恶一切奴才或奴才相，连同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们。请科学家不要见笑，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耻辱，最大的悲哀。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这样的表达是可怕的，可怕在于他的蛮不讲理，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是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吗？试问，奴才何以产生，是这些奴才本身就是奴才的种，是这些奴才除了奴才别无可做？世间哪有生来就愿意做奴才的道理？奴才们做奴才是因为他（她、它）们有不可冒犯的主子在。笔者以为奴才思想的根在王权，在制度和思想。聂绀弩先生愤怒昏了头，不分青红皂白，将所有奴才一起杀死，还自以为有做“明君”的侥幸。殊不知聂皇帝“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冤魂盈野。试想，有这样暴戾的君王在，有谁胆敢不做那听话的奴才？但可怜得很，上意难以揣摩，有谁知道皇帝也有做厌了的时候？天地良心，又有谁知道皇帝居然会讨厌奴才呢？奴才们的可怜可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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