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关于《漫话清高》的文化解读
作者：杨邦俊
稍后，《晋书·辛谧传》中才有了“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的说法。《辞海》“清高”条谓清高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援引的例子便是《晋书·辛谧传》里的说法（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由此观之，在古代清高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褒义词，而是作为圣贤的一种品格被称道的。
三
金开诚先生在评价李白和陶渊明时指出，古人评定清高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古人对清高的评定，到底是严格，还是模糊？这一问题涉及到对清高涵义的准确解读，需要认真研究，下面我们也以孟浩然为例来说明。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旧唐书·文苑》）
从这些记述中，我们隐约看到一个才艺出众、不达而卒的俊才高士形象，加上与孟浩然同时代的李白、杜甫、王维等人对他均有崇拜和敬仰之情，特别是李白，一首《赠孟浩然》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少年弃官，白首归隐，醉月中酒，迷花不仕的“清芬”之士的形象，照理孟浩然应该是最杰出的清高之士，然而，历史上为什么又没有把他列入清士之册呢？这要从孟浩然的身世和思想说起。
“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孟浩然《书怀贻京邑故人》）以大儒孟子后裔自居的孟浩然，生当开元盛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不可能没有入世之意。这种意向在他的《临洞庭上张丞相》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玄宗开元21年（公元733年），张九龄为丞相，孟浩然西游长安，以此诗献之。诗歌即景生情，抒发个人进身无路、闲居无聊的苦衷，特别是“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一联，急于用世之心特别突出。
纵观孟浩然一生，他虽然未曾做官，但从他留存的诗作和史籍一鳞半爪的记载中，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他在灵魂深处是以官为念的。孟浩然最终虽然选择了隐居，但他的隐逸和陶渊明等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陶渊明为何归隐，我们似乎可以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找到答案。渊明本是一个“质性自然”，“心惮远役”的人，但是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被迫选择出仕之路。即便如此，及少日，眷然有归返之顾。他深刻地反省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适逢程氏妹丧于武昌，遂以奔丧为名，自免去职，了却官念。史家赞其：“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晋书·隐逸·陶潜》）可见陶渊明的归隐，是真隐，是身隐，更是心退。而孟浩然就不同了。
（孟浩然）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幸临，浩然错腭，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辛文房《唐才子传》）
元人辛文房的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岁末归南山》的诗存尚在。诗中饱含伤感的语调，真切地表达出孟浩然求援用世无望的极度苦闷。可以看出孟浩然没有做官，并非不想做官，而是没有机会做官。他不在乎做官，是因为仕途无望，官路已断，但灵魂深处，对为官济世却耿耿于怀。在人生抉择中，孟浩然最终虽然选择了隐居生活——身隐，但是他的心没有退，他的生活虽是出世的，但精神却是入世的。对此，闻一多先生有一句妙语：“孟浩然本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见《孟浩然研究集》）因而，在严格的标准面前，孟浩然是称不上清高的。
孟浩然虽然称不上清高典型，但他的例子却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清高——那就是身隐，更是心退！
至此，我们懂得原来古人是把清士作为一类圣贤来称道的，作为圣贤的清士是要用严格的标准来框范的。
杨邦俊，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湖北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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