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关于《漫话清高》的文化解读
作者：杨邦俊
清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反映了古代中华民族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几千年来，作为一条品评人物的标准，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作为一种调适人物心理的杠杆，帮助无数落魄之士，在精神上找到了平衡。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不断膨胀，真正的清高之人已很难找到，也就很少有人能懂得它的真义，清高的概念正在从主流的文化传媒中淡出，这种文化缺失，直接导致现代人的人格猥琐和精神贫乏。
人教版高中《语文》（2004年6月第一版，第三册），收入金开诚先生的《漫话清高》，学习这篇课文，对于帮助学生了解有关“清高”的文化传统，教导学生从卑污的物欲中解脱出来，重塑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清高这一概念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内涵复杂，历史上存有很多争议，因而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后，也引发了很多争论。
2005年，文勇老师在《中学语文》上撰文指出：“文章（指《漫话清高》）对清高的文化底蕴、价值评判以及在当今社会中的表现等问题的分析表述颇有不当，有贬低古代隐士精神价值之嫌。”2006年，张福旺等老师又借《中学语文教学》指出了《漫话清高》的几处失误。
笔者注意到两文均指出《漫话清高》在表述上存有严重的不当之处，并依据各自的解读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文勇老师还援引了大量史实来解读清高的文化内涵。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包括金开诚先生）在解读清高这个文化概念时，所表现出来的疑虑，表明他们还只看到问题的表象，没有认清现象背后的深刻根源，他们对清高的文化解读，多为脱离文化传统的架空分析。我们认为要正确解读清高，首先要明确它是一个文化概念，有其形成的深刻根源，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传统；其次，要分清其在长期的文化传承、流变中形成的主流倾向与边沿意识。因此，今人解读清高，一定要从源头探究开始，然后，顺源讨流，才能认清本相。下面笔者拟对“清高”这一文化概念作一种本源性观照。
二
金先生在《漫话清高》中指出“在古代，清高是个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令我们疑惑的是，既然清高算不了“很高的评价”，那么历代士人为什么对那些古代清士又推崇备至呢？就连金先生在介绍许由的例子时也说，古人在使用清高这一概念时“反映了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到底是古人的价值观混乱，还是我们的解读有问题，对此有必要作较为深入的探究。
金先生说“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如果单依时代看，的确如此，但查阅典籍，我们发现历史上第一个被公认的清高典型却并不是许由。
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史记·伯夷列传》）
太史公所谓的“说者曰”指诸子杂说中的一些记载。主要有两则：一是“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庄子·让王》）；一是“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祈百年”（《列子·杨朱》）。两则记载都很简略，都没有对许由给予很高的评价，就连司马迁都感慨“由、光义至高，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由此可以看出许由在司马迁之前，连“义”的名声都没有，就更不用说是清高的典型了。那么，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清高典范到底是谁呢？事实上，金先生在列举古代清高样板时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伯夷，这要从孟子著名的“四圣说”说起。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把伯夷尊为四圣之首，而且明确指出“伯夷，圣之清者也”。这里的“清”，就是清高，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有关“清高”的最早史料。这个记载，不但指明了清高的历史源头和伯夷作为圣贤的历史定位，而且还引发了我们很多思考。
从时间上考察，伯夷生当商周之际，晚于伊尹整整一个朝代，但在孟子的很多论述中，伯夷都排在伊尹之前，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治则进，乱则退，不以自己的贤能事不肖，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见《孟子·公孙丑上》）清代著名学者焦循指出：“不念旧恶，是则伯夷之所以为伯夷者也。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无污于己，而非必有苛于人，故得为圣之清。”（见清·焦循著《孟子正义·万章章句下》）
伊尹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申言：“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主张治亦进，乱亦进，曾五就汤，五就桀，以寻找最佳机会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
由此看来，伯夷和伊尹恰好是正反对立的一对典型。依照一般人的思维，应尊以天下为己任的伊尹为正，卑不识“时务”的伯夷为反，但孟子的高明之处就在对二者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一方而肯定另一方，而是以“中立”的态度把二者都尊为圣人。在孟子看来，从情感上考察，正和反，并无褒贬之别，所谓正，是事物或认识的一面，反，则是相对的另一面。如一枚硬币有正必有反，不能简单的评定孰优孰劣。“清者”对面的“任者”，并非就是污浊的势利小人，“任者”对面的“清者”也不就是反动的谵妄之徒。任者，“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自信舍我其谁，对行为对方，拯救之唯恐不及，岂容有所挑剔！清者，“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为了洁身自好，对行为对方有着严格的选择，以防自己的清白被玷污。二者都是圣明的表现，只是有着截然不同乃至相对立的个性。这是一种尊重人性的评价，是一种大智慧。
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能让国，闻西伯善养老而归之，却又为阻武王侵伐祖国敢于叩马进谏，及至殷灭而天下宗周，乃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中。这种风骨，可以指责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武王的解放战争；也可以褒奖为对宗庙社稷的眷恋和挚爱，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立场不同，看法迥异。在对伯夷的评价中，孟子显然是持后论的，而一般人在品评伯夷这样的人物时，往往缺乏孟子的睿智，总是戴着有色眼睛从所谓正统、进步的观念出发，用世俗的眼光，对伯夷持否定态度。
在封建时期士人与王族的长期对峙中，士族一直处于弱势位置，对王族只能坚持合作、支持的态度，不能选择否定、反对的行为。孟子对此早有会心，为此，他有意把伯夷这种一般人认为“反”的对象，排在“正”的位置，意在向人们昭示任者可以居正位，清者也可以居正位。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人在品评人物的时候，往往走入世俗的误区，很难领会孟子的良苦用心，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清高”的含义。
古人对伯夷的赞誉还可追溯到孔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这里将伯夷排在逸民（隐士）之首，孔子更是对其充满赞赏之意，而独不称许由。在笔者看来，作为清高的样板，伯夷确实是一个极端的典型，远比许由典范。这正是古人树伯夷而不立许由的原因。
可惜，现代人在引“清高”时多举许由，不举伯夷，一般学者，往往从时代上考虑，选择比伯夷更古的许由作为清高的例子，而忽略了人物本身的典型性，更很少考虑古代的文化传统。殊不知，许由作为清高的典型被传扬是后起的事，直到东汉末期蔡邕著《琴操》，对许由才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已含有敷演的意味，是否确信不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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