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析《文心雕龙·章句》的文本观
作者：付国锋
再次从所谓“文外”，即语境看，语境泛而言之，有文化语境：时代、历史、民族。具体而言即上下文：对字而言，词即语境；对词而言，句即语境；对句而言，章即语境；对章而言，篇即语境。这是文本意义的生成空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集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古代汉语在缺少明确自觉的系统的语法规则的情况下，语境是意义理解阐释的最重要保证，所以古代汉语对语境有着高度依赖性。前引黄侃先生“要于句必比序，义必关联。句必比序，则浮辞无所容；义必关联，则杂意不能羼。章者，合句而成；凡句必须成辞，集数字以成辞，字与字必相比叙也，集数句以成章，则句于句亦必相比叙也。字与字比叙，而一句之义明；句于句比叙，而一章之义明”。黄侃先生在这里所阐明的正是古代汉语的语境特征。古代汉语的文本构成由集字以成句、集句以成章、集章以成篇，文本就有大大小小的语境组成，而且正是充分籍助语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文本意义才能得以生成，与有明确逻辑语法规范的西方语言相比，似乎不很严密，但也因此为文本意义的生成提供了更自由的空间，也因此更容易显出“诗意”。与可理解的“语义”层面，可直接听到的声律声韵层面比，“语境”应属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字句章篇等具体文本之外，所以不妨称之为“文外”，也就是说，句为字外，章为句外，篇为章外，统称“文外”。这些“文外”作为语境不仅制约着文本内诸因素的质，而且于相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形成了新质，所形成的新质古人谓之“文外之义”，或谓之“文外之重旨”也。语境作为“文外”，实际上是字句章篇等“实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关系”，它也依然是文本的构成层面，是文本的一重维度。当然，时代、民族、地域也是历史文化语境。
“文内”“文表”“文外”等纵向维度与字——句——章——篇等横向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了文本这一多维构成体。如果再结合《文心雕龙》其它篇章所论“文采”诸层面，刘勰为我们揭示出的文本的构成层面绝不亚于现代西方文论家的理论建构。文本既然是纵横两向多重维度构成，那么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文本构成的总原则问题，刘勰同样给出了全面的论证。
内在有序的整体观：整体性——秩序性——内在性
文本是一个内在有序的整体，这是章句篇对文本的总原则，有三方面的内涵：整体性，秩序性，内在性。
整体性，文本首先应是一个统一整体。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强调文学文本整体观的学者很多，有代表性的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统一体”、柯勒律治“整体有机统一体”、歌德的“生气灌注的完满有机体”、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统一体”、英美新批评派的“自律自足的统一体”等。就强调整体观而言，他们都是一致的。章句篇强调整体性：“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也”，“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环情草调，宛转相腾”。这里指出“文义”的统一：“外文”与“内义”要“跗萼相衔”；还要求“情”与“调”的“宛转相腾”，所以，整体性不仅要求的是语义逻辑的横向一维统一，而是文本字——句——章——篇在语义、声韵、语境等层面的多重维度的相互统一。这种“统一整体观”就显示出鲜明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七章论“整体”：“一个整体就是有头有尾有中部的东西。头本身不是必然地要从另一件东西来，而在它以后却有另一件东西自然地跟着它来。尾是自然地跟着另一件东西来的，由于因果关系或是习惯的承续关系，尾之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中部是跟着一件东西来的，后面还有东西要跟着它来。所以一个结构好的情节不能随意开头或收尾，必须按照这里所说的原则。”两家对整体性的强调是一致的，但《诗学》对文本统一性的强调偏重于文本语义逻辑的维度，这固然是因为《诗学》着眼于叙事文本，《文心雕龙》着眼于抒情文本，两者的分析对象不同，但这也正反映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分野。
秩序性。文本整体的秩序性体现在“语义秩序”与“语音节奏”两个维度：“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等，都强调了文本的语义秩序。上引《诗学》中的论述也同样强调了对整体之中秩序的强调，但在对秩序的理解上两者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的秩序是一种形式逻辑的规定，上述引文对“必然”“因果”的强调，他的关于事物构成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质料”必须待“形式”而成，而“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逻辑秩序，这体现在它对悲剧结构及悲剧人物性格的分析上。这种逻辑秩序大致等同于“语义秩序”，而“语义秩序”只是章句篇对秩序性要求的一个维度。除此之外，我们上述分析还指出章句篇对“语调”“语气”“声韵”的强调，所以在刘勰看来统一有序的文本是包含着多重维度的整体。正如黄侃札记“论句读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指出：“句读”有的是受语音节奏制约，有的是受语义制约，两者在具体运用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不一致之处，但“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⑥“语义”和“音节”两种“秩序”的要求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语义层面的完整有序与“声气”层面的可咏可叹经常发生冲突：保证了语义层面的完整有序，可以准确地传达抽象语义，但不免丧失文本的声韵节奏这些感性特征；保证了文本声韵的抑扬顿挫、疾徐缓速，不免丧失语义传达的准确性。文学语言文学性的获得一定程度上来自对这种不一致的自觉克服，这种情况对于骈体文和近体格律诗而言尤其如此，在现代派诗歌中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如何保证语义秩序和语音秩序这文本两个层面的和谐统一成为一些诗人和理论家日益关注的课题，刘勰的看法依然具有现实价值。
内在性。指文本的有序整体是文本的内在要求。“内在性”是同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观完全不同的，因为亚氏的整体秩序是由“形式”赋予的，而“形式”就是一套客观逻辑，它有“动力”和“目的”独立于质料外，因此是外在的。“内在性”与“自律自足”的“内在性”也不同，英美新批评派的文本中心论强调文本是一语言符号自我指涉的统一体，它切断了与现实的关系；它也不同于黑格尔式的由内在矛盾决定的辩证统一体；也不同于浪漫主义式的凭借天才主体的创造性想象力沟通个体与人类、有限与无限、感性与理性的内在主观性；和歌德充满浓郁生物进化色彩的有机整体观也不同。这种内在性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主要体现在章句篇的两句话：“振本而末从，执一而万毕矣。”这里关键词是：本、末，一、万。我们先来看诸家解释。本末，“本末，树根和树梢，喻字句和篇章的关系。刘勰认为字句是构成文章的基础，要写好文章，必须首先从一字一句打好基础。”⑦“本，指字为句的根本，句为章的根本，章为篇的根本。末，末梢。”⑧